30年前油印的《滴翠》雜志。 　　本報記者 孔祥武攝

看到自己30年前在《滴翠》上的詩作，李煉既驚又喜。 　　本報記者 孔祥武攝

　　小鎮+青年+文學社=？

　　在“人人以文學為榮”的上世紀80年代，廣袤鄉村興起無數文學社。成立個文學社，似乎泥土就散發著芬芳，理想閃爍起光芒，腳踩大地的農村青年仰望星空，心中念著詩與遠方。

　　骨感的現實撞擊著豐滿的理想，且不說那些“成立之日即死亡之時”的鄉村文學社，即便是左沖右突留下來，經過時光浪潮的淘洗，還能活得有個樣子的，寥若晨星。

　　在重慶市沙坪壩區青木關鎮上，有這晨星中的一顆——滴翠文學社。成立31年來，文學社歷經4任社長，會員200余人，其中1人獲范長江新聞獎，11人加入重慶市作協﹔創作發表、出版文學作品5000余件，其中長篇小說13部、中篇小說40余部，80余篇收入各種選本，有的登上《詩刊》《北京文學》《星星》《延河》等文學期刊。

　　基於此，青木關鎮被重慶市作協命名為“農民文學創作基地”。

　　這個距沙坪壩區政府33公裡，轄2個社區5個村，戶籍人口僅2.7萬，加上流動人口也就6萬多人的西部小鎮，緣何能挺立這樣一個文學社？

　　作家是講故事的人，滴翠文學社的鄉土作家也不例外。往常，他們追隨著鄉土中國向現代中國轉型的進程，大都在講別人的故事。陽春時節，我們邀請幾位當年的文學青年、如今的文學中老年，講述他們自己的堅守與困頓，講述他們用命運書寫的文學情緣和被文學書寫的人生命運。

　　

　　星 火

　　“他的稿子要能變成鉛字，我拿手板心給他煎魚吃”

　　他不習慣“城裡的空氣”，盡管在市區有單位分的房子，但始終住在幾十公裡外的青木關鎮上﹔他“大器晚成”，40歲時由鎮文化站長被破格調入重慶日報社，11年后摘取范長江新聞獎，為重慶新聞界第一人﹔他堅持當“田坎記者”，謝絕報社提拔他當領導，一心一意跑“三農”，先后當選黨的十七大、十八大代表。

　　他就是羅成友，今年64歲，個子不高，腰杆挺直，雙目炯炯，雖已兩鬢染霜，仍奔走區縣農村採訪，署名“本報記者羅成友”的報道仍常見諸重慶日報，堪稱重慶最高齡的一線記者。盡管他已退休，一般情況下不能再署“本報記者”，重慶日報還是給了他這份殊榮。

　　羅成友還有一個身份：滴翠文學社第一任社長。從300多公裡外的雲陽縣採訪歸來的那個下午，他從上午的採訪者變成了採訪對象：

　　我是青木關鎮關口村人，“文革”期間上的初中，喜歡寫東西。有一次學校組織拉練，步行去紅岩村參觀，回來讓每個學生寫作文。結果語文老師在我的作文本上批：作文還是要自己寫，不能抄襲。那一刻，我既感到委屈，因為一字一句都是自己寫的，也感到驕傲，因為他的批評也可以“理解”為表揚。

　　由於家庭成分不好，我就沒上高中，初中畢業回家務農，在生產隊種喂豬的牛皮草。后來重慶罐頭廠要來青木關發展，需要蘑菇當原料，生產隊安排我去鎮上種蘑菇，當蘑菇技術員。

　　到了鎮上，有條件看到多種報刊。有空的時候我就寫點東西，兩年寫了40多篇。那時有的報刊不用會給你退稿，雖然一篇都沒發表，但退稿信接了一堆，搞得單位盡人皆知。這時，一個領導背后說：“他的稿子要能變成鉛字，我拿手板心給他煎魚吃。”

　　說實話，屢投不中，我也打算洗手不干了，但別的同事轉告我的這句話，深深刺痛了我。我暗下決心，一定要寫出個名堂來。當我寫到60多篇的時候，終於有篇五六百字的影評變成了鉛字，發在區電影公司主辦的四開小報上。

　　后來，我在溫室成功培育出香菇，這在重慶是最早的，興奮得搬起香菇就往鎮上的照相館跑，抱著香菇拍了照，將照片和消息一起寄給重慶日報。三天后，重慶日報在第二版圖文並茂刊出，這是我的第一篇新聞稿，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1984年，青木關要成立文化站，由於我發表了幾篇文學作品，也有一些新聞報道，小有名氣，領導就讓我當文化站長。當時的青木關屬於巴縣管，巴縣師范學校、巴縣四中等坐落在這兒，公教人員多，文化氛圍濃。往前追溯，青木關也有文化底蘊，遠的不說，抗戰時期，重慶是陪都，國民政府教育部就在青木關辦公，中央國立音樂院在此辦學。

　　上世紀80年代的文學熱很快波及我們這個小鎮。當時巴縣師范學校的語文教師郭永明、鳳凰小學的王新覺、青木關教辦的陳顯明、陶瓷廠工人李煉等人，都是文學的追求者。后來，郭永明、王新覺成為文學社的第二、第三任社長，陳顯明很高產，李煉則成了我在重慶日報報業集團的同事，這些都是后話了。

　　於我而言，1986年1月18日，是一個難忘的日子。青木關地區42名文學愛好者，包括10多名青年農民，聚集在文化站那間破舊的屋子裡，無記名投票，通過了文學社章程，選出了理事。由於我既是一位文學愛好者，又是文化站長，難以推辭地被推舉為首任社長。

　　這個文學社的家可不好當：沒有一分錢的經費，沒有一塊刊登作品的陣地，更沒有專職的工作人員。於是，大家商定：經費，每位會員每年交兩元會費，一年有80多元來買紙張辦刊物。靠著一塊刻蠟紙的鋼板，一部文化站的油印機，文學社開張了，我們辦起了每月出一期的《滴翠報》，每季度出一期的《滴翠》文學雜志。雜志出了10年，報紙至今仍在出版，第四版是副刊。

　　給予這個文學“嬰兒”呵護的人太多太多，尤其讓人難以忘懷的是社會的關愛。為鼓勵文學社會員創作，青木關種花專業戶錢發科、餐飲個體戶周麗華、私營企業主苟正義，先后為文學社設立了“滴翠文學獎”和“滴翠新聞獎”。錢雖不多，總共幾百塊，但在清苦的日子裡，幾塊錢獎金也是莫大的激勵。

　　“有個問題我一直沒搞懂：錢發科文化程度不高，當時為什麼拿出錢來贊助文學社？”發此疑問的是青木關鎮黨委書記王泓維，這位70后干部也是一位“文青”，初中時就寫過得滿分的作文——這篇作文的開頭是：“物質上，我知足常樂﹔精神上，我不知足常樂。”他轉戰過4個鄉鎮、街道，唯獨青木關有家文學社。

　　當記者將王泓維的問題轉達給74歲的錢發科時，這位青木關的首個萬元戶，已對當年贊助文學社的動因記不太詳細，只是說：他們宣傳好人好事不錯。

　　翻開羅成友的剪報，一篇發表在30年前《重慶工人報》上題為《小鎮上的文學獎》的文章，有王泓維要找的答案：

　　那是初冬的一個上午，也是在這間辦公室，老錢走進來，屁股還未落座就問道：“羅老師，聽說你們組織了一個滴翠文學社，是嗎？”

　　“是呀！”

　　“有哪些人參加呢？”

　　“都是我們這個小鎮上的工人、教師、干部，還有農民，你也喜歡文學？”

　　“不，我文化低，與文學沒緣，我想了很久，想為你們設立一個文學獎，為繁榮文學創作出點力！”

　　眼前這位朴實、憨厚的農民，轉眼間就令我刮目相看了，我忙拉住他的手：“感謝你對我們這個小鎮文學社的支持……”

　　1991年，羅成友由農村戶口轉為城鎮戶口。1993年，他被破格調入重慶日報做記者至今，一直從事“三農”報道，“我能取得后來的成績，跟在文學社時養成的習慣分不開，既要理性思考也要形象思維，這樣寫的新聞報道才有洞察力和可讀性。‘三農’新聞長在土地裡，我要為農民寫一輩子，直到跑不動為止。”

　　守 望

　　“沒有分手時的那首詩，女朋友就成不了妻”

　　初中畢業，中斷寫作20多年，60多歲重新拿起筆，用時6年，出版4部長篇小說——如此勵志故事的主人公是滴翠文學社現任社長李承萍，他的另一個身份是重慶青辰電器儀表有限公司董事長，眼下正忙著籌備自己的七十大壽。

　　李承萍是土生土長的青木關人。一次戰友會上，他即興寫了一首《工農兵之歌》，“戰友們覺得我能寫詩歌，何不寫一部自傳，他們的建議猶如醍醐灌頂，激起了我重新寫作的熱情。”

　　“童年時代度荒，學生時期回鄉，青春年華扛槍，中年方始經商”，李承萍以自己這4段人生經歷，創作出版了自傳體長篇小說《人生》。之后，李承萍寫上了“癮”，又陸續推出3部長篇，3年前成為滴翠文學社第四任社長。他的公司去年銷售額6000多萬元，是青木關鎮的規模企業，日常經營交給兒子打理，李承萍稱得上“既有錢又有閑”。當然，出版這幾本小說也花了一些銀子。“現在不少人當得了作家出不了書。”他坦陳。

　　青木關鎮小學教師秦開勇是滴翠文學社的秘書長，也是文學社的壯勞力，負責編輯每個月的《滴翠報》。他父親當年在青木關供銷社工作，母親是農村戶口，自幼隨父母住青木關街上，初中畢業后考上巴縣師范學校，畢業后一直在小學任教，在小鎮過著小日子。

　　作為文學社“年輕的老會員”，44歲的秦開勇既是參與者，也是見証者：

　　我和第二任社長郭永明一樣，青木關生，青木關長，小學、初中、師范都是在青木關上的，對鄉土的熱愛不言而喻。從小就喜歡寫，初中時寫了首詩，在重慶市獲了一個獎，老師覺得孺子可教，便推薦我加入了滴翠文學社。

　　考上巴縣師范后，又在學校裡遇到郭永明老師，他既教語文，又是滴翠文學社的骨干，發現了我的寫作特長。當時郭老師在校內還組織了新芽文學社。那時青春年少，寫作沖動很強烈，一天可以寫好幾首。讀師范期間，我個人就在新芽文學社出了3本油印詩集。

　　應該說，上世紀80年代是文學的黃金時代。當郭老師接任滴翠文學社社長后，為維持文學社的運轉付出了非同一般的辛勞。他當了12年社長，編了12年《滴翠報》，開始印1000份，后來增至兩三千份，從油印到黑白到套紅，最后發展到彩印。他常說“我把編報紙當作生命”，那時排版、校對都是手工操作，有時為了改一兩個字都得往返幾十裡路。他既編又校，還要取報送報，本就是八九百度的高度近視，這樣一來雙眼近乎失明。你們來採訪，他都要走到近前跟你們打招呼。

　　成立文學社不易，辦好文學社更難。滴翠文學社成立30周年的時候，第三任社長王新覺的一段話讓人深有同感：一個家或興或衰實難料定，但隻要這個家不倒不散，一家人團結一致不離不棄，任何風雨艱難都不能阻擋。

　　“無論再難，都要再堅持一下，永遠不能放下手中的筆。”這是老一輩的文學社會員給我的教誨，我也始終是這麼做的。我師范畢業后被分到一個山區村小工作了5年，道路不通，從青木關走過去要一個多小時。在學校裡遇到一位女教師，她喜歡文學，我喜歡寫作，慢慢相知相愛了。

　　那時鄉村小學教師的待遇很低，山區村小的男教師更不受人待見。她的家人堅決反對。快要分手時，我給她寫了一首詩，寫得纏綿悱惻，設身處地為彼此著想。她投給重慶廣播電台的一個欄目，很快就播出了，那晚我們聽著聽著都哭了，從此再也沒有什麼力量能阻止我們在一起。沒有分手時的那首詩，女朋友就成不了妻。

　　寫詩不僅能贏得芳心，還能富裕人的精神。在物質社會，因為有了文學，有了創作，內心是豐盈的、安靜的，這何嘗不是一種幸福？在平凡生活中走進文學這方天地，能夠讓人不那麼浮躁，不會太急功近利。

　　“我現在的創作量也不大，幾乎全憑興趣，一年有四五十篇，能發表20多篇就不錯了。”懵懂的學生時代，秦開勇寫作的主題帶有羅曼蒂克色彩，參加工作后，多了對個人前途的擔憂，如今則更關注現實生活中的人和事。

　　讓他這個文學社秘書長稍稍憂心的是：“老一輩正在老去，年輕的文友在哪裡？”

　　不 屈

　　“專業作家需要體驗生活，我們每天都在生活中本色出演”

　　張儒學是滴翠文學社“年輕的文友”。年齡上他是60后，30多年前就開始發表作品，詩作還上過《星星》，但他的“社齡”要短一些，2004年才入會。

　　出生於重慶大足區農家的張儒學，高考落榜后成為“北漂”，在北京漂了兩年后折返家鄉，在縣城《大足報》打工數年，后大病一場，覺得寫了10多年，一事無成，心灰意冷。2000年，他隨老婆到青木關鎮一家汽摩配件企業渝鳳涂裝廠打工，決意和文學說再見。

　　在青木關6年，張儒學非但沒和文學分手，反而再續前緣：

　　來青木關打工就是以后不想再寫了，寫了這麼多年也沒什麼用，兩個孩子都在老家上學，得好好掙錢養家。那天在廠門口，我偶然看到一張《滴翠報》，看了看副刊，覺得還沒我寫得好，就想寫一篇。目的很單純，掙它20元稿費，買兩包煙抽。

　　當時身邊沒稿紙，我就撿了些廢紙。宿舍裡沒桌子，好在工廠裡到處都是工人喝剩的啤酒箱，撿來兩個，上面放張木板，我自己也坐在一個啤酒箱上。晚上6點下班開始寫，12點寫完，凌晨3點起來改，周末貼張郵票就寄了出去。

　　寫的就是你們手中散文集《照亮我人生的那盞燈》中的《採茶》一文，文中那句話，“我環顧四周，頭頂飄浮著藍天白雲，身旁縈繞著還未散盡的霧，再低頭一看，山下便是我們打工的小鎮，雖然看得見，但卻聽不見那繁雜撩人的喧囂聲了，自由自在地在另一片天地裡游歷”，是當時心境的寫照。

　　投稿幾天后，接到《滴翠報》編輯的電話：“這篇散文寫得不錯，可見功力不一般。從稿子的質量上看，你至少在文學創作路上跋涉過10年。過幾天，我們滴翠文學社的文友們會登門拜訪。”

　　我心想：他真有眼力，從一篇小稿子上就能看出我的功底，肯定是內行。不過，也沒太把這事放在心上，說白了，我隻不過是一個外地來這鎮上的打工仔，他們可能只是隨便說說而已。

　　沒想到的是，幾天之后的一個下午，已經退休的郭永明冒著40多度的高溫，滿頭大汗地來到我的宿舍：“我去廠裡找你，說你已經下班，為表示誠意，我登門拜訪，我們文學社請你吃頓飯。”

　　望著全身衣服都被汗水濕透的郭老師，我心裡有種說不出的驚喜：我10多年來一直被廠裡的老板，一直被家人，被周圍的許多人認為寫的是“沒用的東西”，終於被人承認，被人認為我這個干活不如別人、隻會寫幾句的人，居然是“人才”。

　　王新覺、秦開勇等文友都在青木關那家最好的酒店等著，要了好多菜，這是我來青木關打工的3年中，唯一一次被人宴請。從那以后，我與這幫文友經常深入到廠礦企業體驗生活，再也沒有“獨在異鄉為異客”的孤獨與迷惘。

　　有時沒錢打印稿子，王新覺說：你盡管去打，錢的事我們來﹔過年沒錢，郭永明給我送來600元﹔廠裡沒活干了，郭老師帶我去他的朋友廠裡，硬讓他收下干了兩個月……是滴翠文學社重新點燃了我寫作的欲望，也切切實實改變了我的命運。

　　我將在青木關寫的一些散文結集《漂泊情懷》出版，2006年，家鄉大足區文廣新局領導看到后，把我調到局裡上班。后來我在大足買了房，當過幾年大足作協副主席，現任大足區文化委員會宣傳科長。美中不足的是沒有編制，仍是農村戶口。老婆每天都在大足城區擺攤賣煎餃，我每晚11點半去幫著收攤。我的下一部小說就准備寫農民進城，寫回不去的故鄉融不進的城。

　　專業作家需要體驗生活，我們每天都在生活中本色出演，寫出來的都是有土壤有根的東西。文學創作就像種庄稼一樣，有沒有收獲都要種。夢想還是要有的，真希望自己的作品有一天能獲重慶文學獎。

　　年歲漸長，和以前相比，心態也有了變化。以前恨不得讓全世界知道我是作家，現在不想讓人知道自己還在寫作，甚至有時覺得寫作是件可恥的事情，因為我們的寫作在世人眼中不賺錢。寫，還是不寫，這始終是一個問題。我們大足區作協的會員，除了學生，40歲以下的已屈指可數。

　　如果說張儒學是滴翠文學社走出的“打工作家”，陳顯明則是“官場作家”。

　　陳顯明的妻子是青木關人。1982年，32歲的他來到青木關，先在回龍壩中學當老師，后調入青木關教辦，在滴翠文學社最早的一批會員中，陳顯明屬於高產型。

　　“寫而優則仕”，很快陳顯明被調入當時的巴縣縣委組織部，從事黨員電化教育，那期間接觸了大量的農村先進典型。3年后他給一位縣委副書記當秘書，旋即任縣委辦副主任，后又相繼擔任縣委政研室主任、巴南區房管局黨組書記兼副局長，“這期間接觸了大量官場方面的東西。”

　　在青木關5年，時間不長，但對陳顯明來說，這是他60多年生涯中，值得回頭看看的地方：

　　最近檢點我在青木關創作並發表的豆腐塊，不到30篇，大都是即景之作，偶有獲獎者，也是“將就”上去的。1987年底，我到巴縣縣城謀生，由於要端好飯碗，要伺候好頭兒，與青木關那伙做著文學夢的弟兄姐妹們聯系少了。盡管身不在青木關，但我仍將自己每年創作發表作品情況告訴他們，盡可能參加集體活動。我是在滴翠文學社關照下繼續做文學夢的，也是在《滴翠》支撐下堅持堆碼文字的。

　　雖然文學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我也算比較高產，但從寫作技巧講，我認為自己還沒有領悟寫作的真諦，駕馭不了現代的創作技法。如果當年有機會到魯迅文學院學習，視野可能會更開闊。我選擇揚長避短，出生在農村，當過教師，做過基層干部，深知生活的酸甜苦辣，熟悉百姓的歡樂憂傷。

　　扎根這塊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從來都是我進行文學創作的第一要義。我要是不到房管局工作，沒參與拆遷的話，就寫不了長篇小說《大拆遷》。我要是當年沒接觸大量的農村先進典型人物，就寫不出長篇《農民代表》。胡編亂造的作品，也許能在小圈子裡炫耀，但無法讓社會大眾買賬。

　　如今，讓人揪心的是鄉土文學后繼乏人，投入不足。有的區縣一級作協，一年的活動經費隻有5萬元，40歲以下的作協會員，能夠在區縣一級刊物發表作品的，不足10人。如果文學創作解決不了油鹽醬醋茶，解決不了妻兒的吃飯穿衣，那就很難可持續。

　　根 系

　　“尋夢而去，哪怕走崎嶇險徑”

　　“文學社並非一帆風順，中間有幾年活動不多，甚至有時就年底搞一次活動。”青木關鎮文化服務中心主任龔國忠坦言。當他將油印的《滴翠》推給老會員李煉看時，他立馬抓過手機來拍照，並且勇於“自黑”：“想不到我當年還寫過這麼‘可恥’的打油詩。”

　　盡管已多年不用“浩陵”這個筆名，李煉還是一眼認出了自己30年前的舊作《立秋》：

　　他和她/打去年年底，就承包了隊裡的那二畝水塘/他在塘裡種下了荷藕，種下了希望，她在水中養上了魚兒，符上了牽挂……/立秋剛過/他種的荷，滿塘碧綠碧綠的，還有幾朵遲開的花在對著她笑呢/她養的魚呢？白粼粼的，在荷葉下快樂地正聽著他的耳語呢/他和她/他們的那片情呢/他們的那顆心呢/也隨著這豐收的日子，熟了，甜了……

　　“那時我是青木關陶瓷廠的一名青工，二十出頭，如今已生華發。”現在《重慶晨報》工作的李煉，思緒回到30多年前：

　　高中偏科，高考落榜后上了兩年技校，就到青木關陶瓷廠當工人，在那兒工作了6年。那既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華，也是我人生的低谷——生活的不如意，工作的不順心，高強度的體力勞動卻隻能換來微薄的收入。前途無望，思想迷茫，伴著青春期無盡的惆悵與煩惱，沒事干的時候，就拿寫作“撒氣”。

　　幸好，那是一個舒婷北島流行的年代，小鎮雖小，喜歡文學的人不少。我遇到了滴翠文學社，並有幸成為首批會員，找到了心靈安放之所。

　　現在回想起來，那時候對文學的追求就像打了雞血一樣。常常結束了一天的繁重勞動，步行五六公裡去找鄉村教師王新覺他們，覓個小店，一壺老酒，幾碟小菜，談詩論文，夜半而歸。鄧麗君翻唱的《星》中的那句歌詞——“星夜燦爛，伴我夜行給我影……尋夢而去，哪怕走崎嶇險徑”——用來形容那時的我們再貼切不過了。

　　正是對文學的孜孜以求，再加上當時廠裡有人認為我不務正業，我更加向往外面的世界，索性來了個不辭而別，在社會上晃蕩了6年，干過業務員、推銷員、管理過工廠車間，但沒有丟下寫作。1995年，重慶日報社創辦《重慶晨報》，面向社會採取合同制招聘，不需要調動。我考進這家單位工作至今，先做了3年的副刊編輯，后做文化記者。這些年，不論走到哪裡，都有滴翠文學社給我打下的底色，它讓我荒蕪的青春長出綠草，讓我的人生理想開花結果。

　　去年12月30日，青木關鎮舉辦滴翠文學社成立30周年座談會，我在會間往微信朋友圈發了一下，幾位朋友的回復讓人心生感慨。其中一位朋友寫道：真是一個理想主義飛揚的年代，大量沒考上大學的高中生在田間地頭勞作之余筆耕不輟，把希望都凝聚在8分錢的郵票上。

　　正是在這場座談會上，重慶市作協黨組書記辛華提出資助滴翠文學社5萬元。沙坪壩區委也不甘落后，區委宣傳部長陶世祥當即表態：解囊10萬元，專項支持青木關文化建設。

　　更讓李煉高興的是，在這場座談會上，又有10名新會員加入，他們中間不僅有70后，還有80后、90后。

　　源頭有活水，清泉永滴翠。

　　《 人民日報 》（ 2017年03月31日 1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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