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深圳对口帮扶的赫章县水塘乡水潮村。　杨云　摄

　　图为宁波对口帮扶修建的兴仁县锁寨村通村桥。　杨云 摄

　　中新网贵阳9月15日电 题：“城市结对”反贫困：贵州脱贫“加速器”

　　作者杨云

　　锁寨村曾是一个常年被“锁”在石漠化山中的布依族村寨，位于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仁县北面约5公里的城北街道辖区。这样一个抬头望山、低头见坎的小山村，近几年随着对口帮扶被“解锁”了。

　　锁寨村是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对口帮扶示范村寨之一。2014年以来，在宁波市北仑区帮扶支持下，锁寨村先后完成1800米进村道路改扩建、两座具有民族特色的风雨桥建设和6000米园区生产道路建设。如今的锁寨村，平坦宽阔的通村大道让村民双脚不再泥泞，满山遍野的枇杷树鼓起了村民的腰包、一眼望不到边的蔬菜大棚成了村民的“绿色银行”，吸引了众多游客，村民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同样，遵义市务川自治县丰乐镇的庙坝村也经历着变化。庙坝村曾经70%的村组不通公路。近3年来，上海派出一批又一批的援黔干部。上海市奉贤区帮助庙坝村修路，还修建功能齐全的卫生室、文化广场，发展精品水果种植，还带动村民发展乡村旅游，让祖祖辈辈在土里刨食的庄稼人吃上了“旅游饭”。

　　对于贵州毕节，深圳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全方位帮扶，探索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深圳模式”。深圳财政总计投入9.86亿元，援建毕节、黔南乡村道路、人畜饮水、农田灌溉、民房改造、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及公益项目1703个，极大改变了当地的生产生活条件。

　　1996年，根据邓小平提出的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两个大局”战略构想，中国作出了“东西部扶贫协作”重大决策。自此，北京与内蒙古，天津与甘肃，上海与云南，广东与广西，福建与宁夏，大连、青岛、深圳、宁波与贵州……开始了结对牵手。过去的20年里，中国不断加大工作力度，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格局。

　　自1996年8月起，中国政府决定，大连、宁波、青岛、深圳对口帮扶贵州；2013年2月，新增上海、苏州、杭州、广州4个城市对口帮扶贵州，这8个发达城市“一对一”对口帮扶贵州除贵阳市以外的8个市(州)。

　　1500公里，是姑苏城到梵净山的距离。一个在江南，一个在西南，苏州和铜仁这两座城市的交集过去并不多。直到2013年，随着国务院《关于开展对口帮扶贵州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发布，苏州市下发《苏州(2013-2015)对口帮扶铜仁实施计划》。从此，苏州和铜仁结下“秦晋之好”。

　　2013年以来，8个帮扶城市累计向贵州投入帮扶资金和物资约11亿元，资金为原计划的130%以上，实施帮扶项目1000多个，集中用于受帮扶地区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社会事业等方面。

　　近3年来，帮扶城市共派出323名干部到贵州省挂职锻炼，接受贵州省210名干部挂职学习，帮扶双方专业技术人员交流学习486人次，先后举办干部培训班240期，培训11926人次。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目前挂职宁波市委宣传部文化产业发展处副处长的黔西南州委宣传部干部王欢告诉记者，“干部交流机制让我们提升了认识，拓宽了思路，增长了才干。”

　　近年来，贵州经济发展增速持续位居于全国前三位，但依然是全国扶贫任务最重的省份，除却自身发力外，外界支持也同样重要。

　　贫困问题专家认为，八城援贵，是中国反贫困历史长卷上最富有创意的亮丽一笔，也一定能够成为全人类反贫困的重要经验。

　　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意义，远不止是经济和物质层面。当西部偏远的山区里，走进了“上海医生”、“苏州老师”，迎来了“深圳老板”“大连工程师”，以东部之优补西部之短，以先发优势促后发效应，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不仅成为缩短差距的加速器，更激活了西部自身的内生动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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