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住“城市的眉毛”

江山

2017年03月01日09:39  来源:中国青年报
 

  江澄波与文学山房 江山/摄

  江澄波和他的旧书店都已经老了。

  今年92岁的他无力绷住脸上的皮肤,原本宽阔的肩膀也一点一点向下弯,修书鉴书的双手变得摇摇颤颤。出生于清光绪二十五(1899年)的文学山房旧书店也在慢慢萎缩。经历过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炮火,书店在上世纪50年代因公私合营被并入国营书店,曾经恢弘的店面荡然无存。

  复建书店的时候,江澄波75岁。从那以后,他几乎就没有再离开过书店。

  近年来,书店里旧书“收得多,卖得少”,一天下来光顾的读者加起来不超过20个,还多是老朋友。但他总是把书店比作城市的眉毛,“眉毛看似并不重要,但缺了它,五官再精彩看着也乏味”。

  他想守住“城市的眉毛”,可是有时候,这条模样古朴的“眉毛”也开始和“五官”不合了。新开的书店坐落于苏州不甚繁华的小巷子里,挤在摩托车维修店和茶具店中间。书店没有大气的门当石装饰,连招牌也显得过于缺乏特色——深红色底板上镶着黄色塑料字,“文学山房旧书店”几个字还是从右向左地书写着。

  书店里没有装帧精美的新书,只有纸张泛黄的老书、旧书。一台电话机承担了所有的联络功能,偶尔响起,老人都要小步快走地去接听。计算价格时,一只老式木头算盘会在江澄波的手底下,“噼里啪啦”地响着。顾客手机没电了,在书店连个可以充电的插座都找不到。

  在江澄波祖父的那个时代,江家的文学山房坐落于旧书肆集中之地,有着最宽敞明亮的门厅和藏书丰富的楼阁,“贩卖旧书名闻东南,日以万金进出”。门上挂的楠木匾额,是曾当过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为报答找书之恩,亲笔题写的。

  热闹的时候,书店常常汇聚起全国各地前来寻书的文人。张元济、顾颉刚、章太炎、郑振铎等都是书店常客。除了淘书,他们还探讨学术。兴致高涨时,江澄波的祖父便会邀请他们移步弄堂口的小饭店,促膝谈心。即使日军入侵苏州前夕,几百架飞机轰炸城区,这座文学山房依然坚持自己的一席之地。

  出生于1926年的江澄波,从小就听祖父说,清代一二品大员,只能“到书店来看书,才能升官的呀”,要是跑到钱庄去,跑到花楼去,就会被老百姓骂贪官。

  作为家里长子,他被寄予着继承家业的厚望。八九岁起,江澄波便要熟记《四库全书》篇目、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每本书最后一章和结句都要一字不差地背出,还要学习修缮古书的技艺。

  他几乎是摸着明版、清版书长大,自16岁起便跟随祖父去各地收书。往往一收到消息,就要坐车坐船“连夜赶过去”,来回要好几天,“过的都是流浪的生活”。但这些困难在江澄波眼中,比不上“懂不懂书”来得重要。

  每次收书江澄波都跟“上考场”一样。藏书的老先生拿一本书来,他要能识出是什么时候的版本,承受住考问,才能得到主人家的藏书目录。在民国老教授张天方家中,他将一部《震泽编》的来龙去脉讲得丝毫不乱,得到了老学者的赞许,这到现在都是他最自豪的一段记忆。

  但时局变迁迅速吞没了一切,他的五个弟弟妹妹后来都考上了大学,从事了理工科专业,“成了工人阶级”。只有他和父亲,在公私合营后进入国营书店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时仍然逃脱不了被打成“资产阶级” 的命运。

  2001年,长女和大儿子先后“内退”,儿媳下岗,而75岁的江澄波,也因为曾经工作的国营书店改成企业制,一个月只能领到650元退休工资。那时候,江澄波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孙女急需用钱,他才决定复建书店。

  偶尔路过此地的游客,有的会好奇地打量一眼招牌,再透过玻璃门望一眼店里。可是一览无余的店面又似乎乏味了。泛黄的老书、旧书肩挨着肩排在书架上,还没来得及拆封的就一捆捆堆在地上、桌子下。

  逼仄的空间里,书是江澄波唯一的寄托。在儿孙辈眼中,这个老人不爱下象棋、也不去茶楼听评弹,书是唯一的爱好。

  公私合营后,江澄波和父亲一起进入苏州市古旧书店工作,做的依然是和古旧书籍打交道的工作。走家串户,还要时时准备去废品回收站、造纸厂、废纸堆中抢救差点要毁于一旦的古籍。他曾在洞庭东山造纸厂原料堆的墙脚处,抢救出了明末文人手写的《恒轩诗稿》,说起这些,江澄波平静的叙述中总是透着些骄傲。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古旧书店整体并入新华书店,古旧书回收工作被迫停止。江澄波被组织安排去书店前台收银,他有些哭笑不得地说,“平时摸书的手竟然要去摸钱!”

  再之后,他成了当地4万下放人员之一,带着全家去了江苏北部的农村。40多岁的江澄波第一次戴上草帽,背起棉花药水桶,和农民一起下地做农活,落下了肩膀上的病。

  唯一能和之前的老本行挨一点边的,就是后来在下放人员办公室管理档案。但他依然保持着读书人的习惯,不吸烟不喝酒,推脱掉当地人的应酬。江澄波不会骑车,每天早出晚归,要在住处和办公室间来回跑20里路。

  再度回到苏州城时,停业已久的古旧书店恢复营业。当年被弃之如敝履的古籍被抢购一空,收购古旧书籍又成了热门生意。搜罗到“好东西”,他会联系早有交情的各地图书馆、博物馆或档案馆,帮他们牵线搭桥,“让地方文献回归到地方”。

  在他看来,特别是地方志,只有回到了本来的家乡,才能受到尊重和理解。即使现在开了私营书店,他仍是这套作风,“还是老思想”。

  重新操办祖辈的书店时,他不敢挂上老牌子,“怕被扣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大帽子”。老人将“文学山房”的“学”字改成吴语谐音“育”字,直到2012年,才把名字重新改了回来。

  初开张时,家里的古籍藏书都已荡然无存,当年文学山房的楠木招牌,连同所有的古籍,被作为“生产资料”归进仓库。仓库地板坏了,这块招牌被刨去字补地板,“现在连仓库都没有了”。

  江澄波依然在努力拾回昔日的荣光,他保持了旧书肆的收书习惯,朋友或者陌生人打电话来,他总是拿个袋子亲自上门去收书,身体好的时候,他还会出远门,坐火车跑到上海、浙江。

  相熟的顾客多是上了年纪的,定时来转转,推门进来,叫一声“江先生”“老经理”;也来一些背着书包的年轻人,江澄波就会和他们聊聊天,问问他们喜欢什么样的书。

  有时读者遗憾没找到心仪的书,江澄波就会从书店靠里的书桌抽屉里,翻出一张巴掌大小的纸,让他们把名字和联系方式记下来,自己颤抖着双手记录下他们想要的书,等有货了再联系。

  在这家狭小的书店里,只要同时站着7个人,就能被堵个水泄不通。但更多的时候,书店门可罗雀,即使周末路过的游客多的时候,也很少有人往这多看一眼。书店的门大部分时间是合拢着的,阳光永远照不进这件坐南朝北的小屋里。

  回想自己的往事,江澄波总是平静得仿佛在叙述别人的家事,“真像是听白头宫女话天宝遗事”,接着陷入沉默,笼着手看着屋外人来人往。但谈起和书有关的话题,这个92岁的老人突然又像斗士一般苏醒。

  他不满于如今越炒越高的古籍拍卖市场,“一部书讲千讲万,连大学教授搞研究都买不起了”。

  2012年,看着顾氏“过云楼”旧藏179种古籍善本的价格越炒越高,从来不懂上网的江澄波,让家人在网络论坛实名注册,发表了一篇《给过云楼藏书的竞买双方降降温》,呼吁双方对价格作出冷静考虑。

  没过几天有人打电话过来说,你不要断了别人的财路,不然找你麻烦。一问他几岁了,江澄波缓缓回答道“我已经87了”,对方“啪”地撂下电话,不再打扰了。

  他保持着良好的作息,每天早晨6点起床,看《海峡两岸》,9点来“上班”,下午4点半打烊,回家看完《新闻联播》就睡觉,“比在公家上班还规律。”子女笑着评价说。

  周末他也会让家人帮忙看店,踱步到近处的古玩广场,淘点旧书。可是转一圈回来,他忍不住向女儿抱怨,卖的书越来越不尽如人意了,摆摊的人都进了工厂,拿着一天200元的工资,“比卖书赚钱多了”。

  江澄波希望下一代能把书店运营下去,可是他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最多只能从事修缮工作,却再也无法达到如他般的鉴定能力。儿女们在他记诵书目的那个年纪,跟他“过着苦日子”,没有人会重视这项“不合时宜”的能力,黄金年代就被错过了。

  16年来,江澄波给自己定的规矩是,一年只休大年初一、初二两天。只有5年前的一天,他因突发心肌梗塞,在医院住了3周。孙辈都已经工作,成家立业,家人劝他别再开店了。但江澄波还是回到了自己的旧书店。

  3年前,陪伴他一生的老伴患癌症去世了,江澄波更是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投注在店里,“我说人家是借酒浇愁,我是借书浇愁”。

  有人问江澄波会把这个书店开到什么时候,江澄波笑了起来,“当然到生命的终止的时候”。

  下午4点半,大儿子来接他,江澄波起身,把书店的玻璃门锁好,按下防盗卷帘门的开关,铁门缓缓落下,将书与外面的世界隔断。

  他缓缓地走到前面的一个拐弯处,转过身去,消失在狭窄的弄堂里。

(责编:史雅乔、李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