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榜樣：80后女法醫為生者權 為死者言（組圖）【4】

來源：人民網-公益頻道  2017年05月04日07:50

現實生活中的法醫也是普通人，工作在常人視線之外，卻又真實生活在我們身邊（攝影 沈湜）

泛著冷光的解剖台上，鋒利的解剖刀劃開一具殘缺不全的尸體。身穿淺藍色防護服，戴著一次性橡膠手套和口罩的法醫隻露出雙眼，目光如炬，手法嫻熟地對尸體進行檢驗，抽絲剝繭中探尋真正的死亡原因，替不能發聲的亡魂講述生前最后的故事。

前段時間，一部懸疑刑偵網絡劇《法醫秦明》的熱播，將一直以來頗為特殊的職業群體“法醫”帶到了公眾面前。

法醫者，為生者權，為死者言，是行走在生與死的邊緣，與亡魂交流的行者，也有人說他們是“生與死之間的語言翻譯者，冰冷而溫暖的亡魂代言人”，但是他們卻以堅定的職業信念與專業素養讓“法醫”這個稱呼代表著光明正義，也充滿溫度。

現實生活中的法醫也是普通人，他們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工作在常人視線之外，卻又真實生活在我們身邊。

法醫張田，女，80后，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刑偵支隊技術中隊副中隊長。初次見面，張田給我的印象是精干而利落，深色的作訓服上“現場勘查”幾個字很顯眼，褲腳扎在軍警靴中，沒有佩戴任何飾物，高高束起的馬尾襯著小麥色的皮膚，干練又有活力。她的語速很快，嗓音清亮而干脆，眉清目秀卻難掩眉宇間的正氣。

為死者言：“給死亡一個結論”

法醫擔當的是傳達死者聲音的重任，代替無法說話的亡魂發聲，所以法醫也被稱為“尸語者”。

“通常情況下，法醫出現的地方大多是非正常死亡現場，也被稱作非自然死亡現場，還有就是命案現場。當警方接到報案，在某地發現尸體，法醫需要第一時間趕到現場勘查，提取痕跡、物証，然后將尸體帶回檢驗室進行驗尸，判斷死亡原因”，說起法醫的主要工作，張田這樣介紹。

常人印象中法醫出現場是這樣的：警戒線隔離了現場與公共場所，身著制服的法醫戴著手套拎著工具箱步履匆匆地進入現場，用各種特殊的工具將尸體檢驗一番，然后與刑警交流死亡原因……張田一邊輕笑一邊搖頭，因為作為一名基層法醫，她所經歷的現場比影視劇中所表現的要更加震撼與真實：人煙稀少的荒郊野外，破舊的廢棄廠房，農田庭院等等，“很多現場的場景根本無法用言語表述，血肉模糊都是常態，有些高度腐敗甚至面目不清的尸體更需要帶回局裡檢驗才能查明死亡原因。有時候，受到現場地形的限制，隻能自己和同事一起把尸體抬回來”。

2012年1月的北京正是寒冬，張田接警后到達位於深山裡的案發現場已經是半夜了，和同事深一腳淺一腳地將死者尸體從山裡抬到山下的艱辛，此刻化作平淡的一句“那會兒挺冷的”。

法醫工作中遇到最棘手的情況就是很難查出死亡原因，張田的表情變得認真嚴肅起來，“這個時候法醫就需要逐一地排除致死原因，必要時還會請教專家進行會診推論。身為法醫，不論是自殺還是他殺，我們都需要給死亡一個結論”。

為生者權：“他們總要開始新生活”

張田在基層摸爬滾打已經有13個年頭，接觸的案子多了，也並非所有的非正常死亡都涉及刑事案件。

2011年，一名來京打工的貴州男子因肝病惡化，上吊而亡。外地來京人員非正常死亡，必須經過法醫鑒定，開具死亡証明，才能出京或火化。張田排除他殺后，在開具死亡証明時，死者的妻子卻付不起200元的尸體存放費用，“她是一個非常瘦小的貴州人，除了死者欠下的1000多元的醫藥費，還有兩個孩子”，死者妻子無法安葬亡夫的焦急與對以后生活的擔憂，張田都看在眼裡。為此，她緊急請示了領導，為這個已經破碎的家庭申請減免這筆費用，“因為他們（死者家屬和孩子）總要開始新生活”，張田的語氣裡有著不容置疑的責任感。

“當然了，法醫也不僅僅是跟尸體打交道。遇到斗毆糾紛等等，也需要我們驗傷來給量刑提供依據”，張田補充道。

法醫的另一個主要工作場所是驗傷區，裡面的布置跟醫院的診室很接近，但是要寬敞得多。靠牆是檢驗床，床對面是兩張並排擺放的辦公桌，緊挨著辦公桌的牆上挂著用來看CT片、X光片和照片的白色燈箱。

採訪間隙，張田接待了一個傷者。她嫻熟地把CT片卡在燈箱上，眼睛迅速而仔細地檢查每一處圖像，同時接過厚厚一沓資料，包括照片，還有醫生的診斷書，並詢問對方有無出血？多長時間？出血量有多少？是否需要手術？等一系列問題，處理過程高效而快速。

張田說，她一年之中差不多要接待3000多例驗傷或傷殘鑒定，最多的時候，在一天之內接了27個驗傷的案例。

克服軟肋才能成長

在張田11年的法醫生涯中，隻有一例是自己無法進行下去的檢驗，“那是我身為母親的軟肋”，張田的聲音變得輕而低。

“大約是5、6年前的一個夏天，非正常死亡現場，死者是一個1歲多的孩子，我到達現場的時候，看到他正躺在父親做的一口小棺材裡”，張田輕輕地說。根據死者的母親陳述，事發時她去院外的廁所方便，順手把孩子放在廁所門口。本以為孩子不會亂走，沒想到，就這一會兒的功夫，孩子自己爬到廁所旁的水渠，跌落下去，溺亡。

為了排除刑事案件的可能，張田和同事把孩子的尸體帶回分局檢驗。看著小小的尸體躺在冰冷的解剖台上，“特別安詳，就好像睡著了一樣。因為當時我的孩子也才3歲，那種揪心的悲傷難以抑制。我把解剖刀舉起來，又放下。我不忍心動他，下不去手”，張田抽了抽有點發紅的鼻子。直到最后，她也無法進行尸體檢驗，后來的工作是由張田的同事代為完成的。

經歷了這起嬰幼兒意外死亡的事件后，張田發現自己在工作中的軟肋就是作為母親的憐憫與心軟，開始有意識地進行自我心理建設，“我反復提醒自己，在檢驗工作中，我的身份是一名法醫，不是一個母親”，當再次遇到類似的情況時，她逼著自己，硬著頭皮，狠下心腸去檢驗尸體，查出真實死因，這樣才能告慰死者，也往往是死者家屬最大的心願。

榜樣：媽媽超cool

張田是兩個孩子的媽媽，對於自己的職業，她從未對孩子有過隱瞞。當問起小家伙，你知道媽媽是做什麼工作的？孩子很干脆地答：“當然！我媽媽是法醫！”

男孩子喜愛的軍事游戲裡，已經9歲的大兒子堅持要在司令部下面設一個法醫鑒定中心。因為在孩子心目中，法醫這個職業既神聖又重要，身為法醫的媽媽張田自然也是“超cool”的榜樣。

採訪結束的時候，分局院內的棗樹花開正盛，淡粉色的花瓣紛紛洒落了一地，春光正好，卻抵不過張田左臂上的警徽光芒四射。（記者 史雅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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