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慈善做生意的伪善人：利用慈善洗钱结交权贵

　　原标题：与慈善做生意的伪善人

　　京华时报记者王辉

　　最近，四川民营企业家、汉龙集团董事长刘汉再一次进入公众视野。2008年，他在汶川地震前捐建的“史上最牛希望小学”曾名噪一时。

　　这次，他却因涉嫌故意杀人等21项罪名，被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

　　从去年卷入“刘志军案”中的山西女商人丁书苗，到在2006年令国人知晓的“上海社保案”中的张荣坤等人，诸如此类的“刘汉们”，都与慈善有着联系。

　　对于这些伪善人，慈善是他们做生意的一个组成部分。拿出一点小钱做慈善，掩盖巨额非法收入，是小投入、大回报的合算生意。

　　刘汉：漂白黑钱的慈善

　　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距离北川县15公里的邓家海元村山中的希望小学震而不倒，没有学生因震伤亡，受到媒体广泛报道，被誉为“史上最牛希望小学”，也一下子让人们记住了这所学校的出资捐建人刘汉。

　　面对赞扬，这位川籍民营企业家表示，“我们只是按图施工，老老实实地盖了这个学校。做人做事要凭良心，要干就好好干”。

　　尽管地震发生后，刘汉主掌的汉龙集团自身经济损失近10亿元，但他仍先后捐款5000万元，用于地震重灾区阿坝州、德阳、绵阳中小学校的重建。据媒体报道显示，刘汉捐款修建希望小学达20余所，慈善捐款累计近3亿元。他还在2007年捐资1亿元人民币成立了“天诺慈善基金会”，专注于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县的教育、卫生、基础设施建设。

　　这些慈善之举，让他有了“四川首善”之称，还曾连续三届当选四川省政协委员、政协常委。

　　不过，刘汉向来低调，信奉“出名未必就是好事”的观点。他也较少接受媒体采访，所以公众对他以及汉龙集团知之甚少。可在了解底细的广汉人眼里，刘氏兄弟是无人敢惹的“江湖老大”，操控着当地赌博游戏机、高利贷、建筑砂石等多个行业。

　　所以，当刘汉的名字再一次进入公众的视野，已是2013年4月。此时与之联系的，不再是他在慈善领域的作为，而是与其弟弟刘勇在几年前犯下的陈年命案有关和被当地部门控制的消息。今年2月20日，刘汉和弟弟刘勇因涉黑、故意杀人等罪名，正式被检方提起公诉。

　　同样，与刘氏兄弟相似的，还有2006年伏法的深圳冠丰华公司董事长陈毅锋。

　　陈毅锋平时生活很简朴，日常打扮是低档的牛仔服装，但在短短的几年内却拿出7000多万元扶贫济困。他获得过中国扶贫基金会颁发的“功在千秋，扶贫济困”的巨幅奖状。之后，陈毅锋先后获取了“全国十大扶贫状元”、“广东省政协委员”等头衔，后来他还成为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会的理事。

　　可在当地警方的记录里则是另外一种情形：陈毅锋强占和强建多处商业重地，13次组织暴力抗法，打伤群众300多人，其中被打伤打残的警察就在5人以上，敛财十多亿元人民币。

　　丁书苗：妄想免责的慈善

　　黑社会大佬们的慈善，可理解是在漂白自己的不良记录。而在山西女商人丁书苗看来，她显然并不满足这点，还希望慈善能让她有“免于刑事责任”的作用。

　　“我想通过慈善提高社会影响力，让国家领导知道，让我自己免于刑事责任。”2013年9月24日的庭审现场，丁书苗讲述了她对从事慈善的真实目的。

　　而在出事前，她一向以慈善家的形象出入公共视野。据统计，截至案发时，丁书苗共累计捐款4.7亿元。

　　大约始于2006年丁书苗开始从事慈善。丁书苗出资50万元，帮助湖北罗田县平湖乡胡家河村修建乡村公路。

　　在2008年至2010年间，为达到树立正面形象以逃避有关部门查处的目的，丁书苗与时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外资项目管理中心主任范增玉商议，由丁书苗向该中心进行捐款，由范增玉利用职务之便为其安排在有关表彰会上发言、在有关刊物上刊登慈善事迹等。为此，丁书苗先后38次给予范增玉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0余万元。

　　其间，丁书苗获评“中国扶贫开发典型人物”，甚至还在2008年加入了中国扶贫开发协会，担任该协会的副会长。

　　2010年3月，丁书苗已经觉察到危险来临。当时，她想去瑞士看儿子，在机场被限制出境。这之后，她和范增玉商量，如何才能参加更多的大型慈善活动，加大在国有媒体的宣传力度，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虽然范增玉对此给出了另一种说法：丁是被有关部门调查，丁急于扩大知名度，想借此认识领导人，提高知名度，以逃避司法。

　　张荣坤：打通权贵的慈善

　　还有些人慈善不仅助其树立自身形象，而且更懂得如何利用慈善扬名立万，使之成为其通向权贵之门的垫脚石。

　　2006年“上海社保案”涉案核心人物、福禧投资集团董事长张荣坤就是这样的人。

　　2001年，转战上海的张荣坤小试慈善牛刀。

　　2001年初，张荣坤在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举办的捐赠活动上出手200万元，拿下上海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状元”。

　　待到2002年深陷股市泥沼、不得不转换猎取目标直指沪上高速公路时，张荣坤捐赠数字如火山喷发，一举跃入千万级别。上海大通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显示，张荣坤2002年以福禧投资名义对外捐赠额高达2706万元，以至于企业亏损486万元。

　　到了2004和2005年度，张荣坤捐赠势头有增无减，在胡润中国慈善家排行榜的数字分别为2400万元和3800万元。截至2006年夏天案发前，张荣坤出现在媒体聚光灯前时，无一例外地与慈善捐赠及年初公益活动有关。而他的全部捐赠额，几乎均发生在他入沪以后，特别是在2002年染指上海路桥股份以后。

　　与捐赠相随的，是张荣坤在上海社会地位的高升。

　　2001年，张荣坤就成为上海长宁区工商联常委。同年7月，作为上海市人大、市工商联负责人到长宁区民营企业调研。

　　2002年5月，张荣坤成为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名誉副会长；7月，再任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会长；8月，又任上海公共关系协会名誉会长。此外，张荣坤还曾荣获上海市“慈善之星”、民政部先进个人等多项政府嘉奖。张荣坤所获最显赫地位，当属2002年间以29岁之身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青联常委等职务。

　　观点交锋

　　公益不问出处？

　　西北政法大学企业家犯罪研究所执行所长王荣利分析，这些企业家意识到钱来得不正常，所以策划慈善来提高自己的声誉和知名度，同时也想掩盖自己钱财来路不明的问题。

　　在他研究的企业家案例中，类似丁书苗和刘汉这样的案例不在少数。他认为，在这些人眼中，慈善是他做生意的一个组成部分，非法所得上亿元，拿出一点钱来做慈善，这是小投入，大回报。虽然做的慈善也给部分地方带来了好处，但相较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以及对官员的腐蚀，还是小巫见大巫。

　　同样，对这些企业家的捐赠，慈善组织也很难去做调查。王荣利解释，在案发之前，这些企业家的多项荣誉和为官身份，让这些慈善组织巴不得让他们捐得更多。

　　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指出，这些现象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公益慈善机构官办色彩浓厚，多半是退休官员或在职的领导。给这些慈善机构捐款，可以和政府拉上关系，其中张荣坤就是很典型的案例，这也成为他迅速与政府官员建立关系的途径和手段。

　　慈善如此来做，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官办色彩太重，慈善成为了这些企业家实现自我利益的工具。对此，他建议这些慈善组织去行政化，方可减少这些因慈善交易带来的弊端。

　　对公益组织，是否有需要对来历不明的捐款进行审查呢？

　　邓国胜持有与王荣利相同的看法，这点也是国际上较为通行的做法和趋势，即不管这些捐赠的动机和来源。不过他也补充，在一些国际性、注重影响力和品牌的组织，如国际红会，在接受捐款时则会甄别资金的来源，并拒绝接受来自军火和烟草商的捐赠。

　　客观难以界定慈善资金来源外，如果有人捐赠是不附带条件地来做好事，也不应否认他做慈善的价值。“除非这种捐赠中存在某种关联交易，为捐赠人获得了不当利益，则可以说这种捐赠就是不合法的。”邓国胜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