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益阳，一家喜宴上的拱门鳞次栉比。照片由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提供

　　中部地区某地喜宴上升起的气球。照片由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提供

　　这个春节，尽管刚刚上大学的女儿望眼欲穿地等待母亲归来，但在福建打工的望女士最终还是决定不回老家过年。

　　是不断加码的“人情债”让望女士对回家之路望而却步。

　　“今天一头（“头”为地方方言，一桩的意思。——记者注）人情，明天一头人情，过年尽是走人情”，老家在江汉平原地区的望女士算了一笔账：不回家过年，可以省下近一万元。而这个数字相当于望女士远赴千里之外打工收入的三成以上。

　　人情成债，望女士的故事不是个案。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连续5年组织老师和研究生在春节期间返乡调研，在华中、东北等10余个省，近百名80后、90后三农研究者们把目光投向自己家乡，发现部分地区人情风俗异化的新课题：项目剧增，礼金暴涨，部分农民举债送人情影响生产生活，离了规矩、丧失功能、淡化意义的人情仪式，“良俗走向恶俗”。

　　人情礼金“滚雪球”般上涨

　　博士生班涛的家乡属于江淮平原皖北一个普通农业型村庄。当地以种植小麦与水稻等粮食作物为主，人均耕地1.5亩，老一代留守种田，青壮年外出打工，打工是很多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在班涛的观察中，人情支出快速上涨悄然发生在最近3年。

　　随礼标准的增长是乡亲们感触最多的一点。3年以前，同属于一个自然村、关系一般的村民随礼标准在五六十元，关系近一些的邻居、朋友随礼普遍在100元，关系最近的兄弟姐妹则在500~600元。

　　3年来，这一标准普遍上涨了一倍左右，关系一般的村民随礼标准被抬到100元，关系最近的兄弟姐妹达到1000元以上。

　　传统以情感互动为基调的“送情”，变成了“送钱”为主。博士生姜红（应研究者要求，化名）的田野调查至今已经覆盖了中西部十个省的农村地区，自己家乡的人情风让她深有感触。

　　姜红的老家在湖北荆州地区一个乡镇。在老家，亲戚分为至亲、近亲和远亲，村邻主要是本小组和邻近小组关系好的村民，他们送的礼金在当地称为“白人情”。她的统计显示，16年来，老家的人情礼金迅速上涨，近亲、远亲和白人情上涨10倍，至亲人情上涨幅度更是达到20倍左右。

　　以考上大学的升学宴为例，2000年时，白人情还只有5~10元，而今在喜宴的账本上已经看不到两位数的礼金；叔伯、姨妈一类至亲在当时刚刚上涨到100元的标准，几年前，这个数字已经统一为2000元以上。

　　其演进的逻辑为，在外工作或打工先富起来的人提高礼金标准，同一层次的亲属不得不勉力逐步跟上，同时每一次的回礼中，按照人情往来的规矩都需要加码，由此扩散，一来二往滚雪球，在一定范围内自然水涨船高。

　　母猪下崽也要办酒席

　　人情项目的增多则让研究者们在回归家乡的调查中目不暇接。

　　按照传统习俗，只有小孩“喜十”（小孩出生十天办酒）或满月（两者只选其一）、年轻人结婚、男性高寿（80岁、90岁）、老人去世这些项目才会办酒席，但现在人情项目年年增加，人情的无序化凸显。

　　副研究员桂华对湖北秭归农民办酒席的名目做了一个梳理，2000年以后人情风俗开始变化，最近五六年尤其明显。如今秭归农民办酒席的名目大致包括：娶媳妇、嫁女儿、老年人去世、盖房子、卖房乔迁、店铺开业、考大学、参军、生孩子、孩子满十岁、成年人三十六岁、五十岁以后每十年过生日等，有十余项之多，数以倍增。

　　母猪下崽要办酒、建房子修一层办一次、服刑人员归来也办酒……，几年来，研究者们在各地听到这样的故事都已经见怪不怪。

　　办酒席的传统观念也在逐渐被打破。

　　原来农村只有初婚才会办酒席，离婚后再婚是非常不光彩的事情，再婚夫妇都极为低调。现在离婚越来越多，很多再婚的夫妇，会大张旗鼓地摆酒。访谈对象成大叔，有一儿一女，都结了两次婚，初婚和再婚都办了酒席，村民的白人情每次都是两三百元，有人恨得牙痒痒，“要是离婚再结婚，我们都恨不得不去了”。

　　以前只有考上一二本学校才好意思请考学酒，而今被戏言“不论考北大清华还是北大青鸟，都请客”；原本只为男性高寿老人庆祝的寿酒，也开始为女性老人过，而且年龄要求越来越低，从最初的80岁，降为60岁。

　　酒宴名目增多的同时，送人情内容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元。

　　在姜红的老家，很多类型的人情酒席，都搭配有人情礼金以外的其他花销。婚礼酒席上长辈要送鸡蛋钱或压箱钱（鸡蛋钱是男方长辈给，压箱钱是女方长辈给），金额多与礼金金额相当；考上大学以后，至亲不仅要送礼，还要给路费，若人情是500元，路费就要给300元；白事上，除了送人情钱，侄男侄女、外甥外甥女在出殡前夜，要跟着和尚“圈香”，圈一次一个晚辈要么给100元以上的“香钱”，要么买价值相当的一条烟，一个晚上大概圈三次左右，一户的成本又要增加300~400元。

　　人际交往范围的拓展同样带来了人情往来的负担。

　　班涛发现，以前村民的交往，维持在5代以内的同一姓氏的血缘范围之内，地缘关系上一般村民走动在相近的2~3个自然村。

　　而伴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村庄社会流动增加，村民与外界交往增多，因为兴趣相投，或者打工的行业地域接近，互相交流和外出抱团逐渐增多，人情交往圈不断向外拓展，“既形成了新型社会关系形态，但又保留了传统的人情往来形式”。

　　人情负担过重，部分农村家庭入不敷出

　　博士三年级学生刘成良在农村调研时发现，农民对于人情的看法和抱怨最多，因此也形成了一些广为流传的俗语：“人把人皮披上，不赶人情是不行的”“人情不是债，头顶锅来卖”。

　　走了十余个省，刘成良发现，近些年即使在最贫困的地区，农民的家庭收入也有很大的提高。但随之而来的怪现象是，农民的存款和家庭中用于发展方面的支出并没有增多，相反在人情上的开支反而越来越大。

　　秭归是国家级贫困县，全县38万人口，2015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近6万人，2.2万户。刘成良和桂华前不久在当地的调查显示，农民家庭收入中约有三分之一用于人情支出，部分家庭甚至达到一半。

　　每年农历十一月份到次年正月都是农村办酒席高峰期，调查期间，每个村民小组几乎每天都有家庭办事。

　　当地的风俗是同一个村民组基本都要到场贺喜，目前乡情的标准是每次200元，特别贫困的送100元人情。再就是亲戚，姑舅姨一类至亲从1000元、2000元到5000元不等，少数送人情达到万元之巨。

　　一个普通家庭维持的三种人情关系加起来两百户左右。当地人认为，每个家庭大致五六年办一次事比较正常。按照五年的频度算，若每个家庭每年需送出40次人情礼金，则一年需要支出一两万元。

　　“当前国家确定的贫困线是人均年收入2736元，秭归当地正常家庭的人情支出高于贫困线五倍以上。”很多调查对象都反映，“我们这里绝对贫困的很少，多数是相对贫困”。

　　人情负担过重，很多农民家庭缺乏发展积累甚至是入不敷出是一大重要因素。刘成良对走访中的一个家庭“人情成债”印象深刻。这家人还住着30多年前盖的土坯房，家徒四壁，唯一的电器是一台不到20英寸的老款电视机，“但就是这样的家庭一年人情支出也在5000元左右，借债送人情成为必然”。

　　在200公里以外，姜红老家的村子情形相仿。

　　村民们主要依靠在沿海城市打工或种植葡萄为生。前几年，打工收入不错，葡萄种植也正处于高收益时期，老百姓的手头结余多，出手阔绰。但这两年，受到产业转型的影响，打工收入有所下降，葡萄种植也遭遇销量下滑，农业收入大幅减少，老百姓手头的结余也相应减少，人情压力让他们愈来愈难以承受。

　　一对四五十岁的夫妇，若在家中务农打小工，年收入不到两万元，但一年的人情开支至少8000元，人情占了全年近一半的开支，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对于很多家庭，人情成了一份无法逃脱的沉重负担”。

　　博士二年级学生雷望红做过统计，就一次人情酒席来看，主家的支出一般占收入的一半不到。为了避免自己只送礼不收礼而亏本，只好不断地追随人情项目和礼金数额增长的脚步，有由头就抓紧时机办酒席。

　　大多数家庭为了平衡收支，都会尽量地三五年就找一个人情名目办一场酒席，而一些农民看到办酒席可以赚钱，就想方设法找名目办酒席。刘成良的访谈中，有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一户家庭，父亲为了支持儿子买车，想出一个办法，对外说自己要办70大寿，收了三四万的礼金，“其实他才67岁”。而在一个人情异化严重的乡镇，有一户感觉到人情压力实在太大，一个给自己送过一万元人情钱的朋友办酒席，没有还礼，对方就上门来把一万元要了回去。

　　雷望红将此总结为一个人情压力下乡村社会无法自拔的怪圈——一方面都在感叹人情压力大，没有挣到钱，又都在争相办酒席。不办酒席的人要给人送礼，办酒席的人挣了钱又很快给人还回去了，最后根本留不下钱。

　　异化的人情风改变着乡村生态

　　“能否选择有些人情不走呢？”雷望红也曾问过自己的家人。

　　家人的答案充满无奈。远亲不走都没事，但这只是少数，大多数要送的人情住得近，本来一直有来往，有人办酒你不去，“不只是一家人情断了，谁都会看不起”。

　　礼钱最后都耗费成为酒宴和鞭炮，每个家庭事实上都成为人情往来的输家。

　　在姜红的家乡，早在腊月初一，全镇酒席“一条龙”服务班子的“档期”都被排满，若想在2017年的正月十五前办酒席根本办不了，因为请不到“一条龙”来帮忙做酒席。而这个有50多个行政村的乡镇，近些年兴起的“一条龙”队伍保守数字在七八十家。

　　异化的人情风，也在改变着乡村的生态。

　　传统的农村酒席都是在家里办，洗菜、招呼客人等都由左邻右舍过来义务帮忙。但随着打工经济带来的村庄人口流动，帮忙人员减少，在饭店办或者请“一条龙”队伍方便快捷，一经兴起又因为被赋予了“场面”“省事”的标签而被更多村民接受，“互帮互助的温情随之消失”。

　　由于办酒席能够赚钱，因此诸如老人去世等白事，也可以成为子女赚人情钱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有子女会专门抢着给老人办白事。秭归有一户三兄弟，母亲去世了，去世前跟着老大生活，应该是老大家办白事，但是老三提出想在他们家办白事，老太太的葬礼前，两兄弟大吵了一架。

　　在贺雪峰团队的调研中，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不少人情礼金攀升达到顶点后轰然崩塌的案例。一直在互相走动的人之间，一方无法承受时，不是回归到人情正常往来，而是“变成了突然之间不再有任何来往的沙漠化”。

　　本报武汉2月6日电

　　（本文得到了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教授团队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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