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什么是我们最重要的东西

作者 Gabriel Hill Laura Tenchio 编译 傅婴

2017年02月08日08:41  来源:中国青年报
 

  纳兹姆

  26岁,2011年逃离阿富汗

  我接受过警校的训练,但刚开始工作就被迫逃离祖国了。我用一个背包装好了财物,人贩子却叫我扔了它,最后只剩下从警校带出来的一本书,还有母亲给我的一条项链。

  我从小就想当警察,这本书是我梦想的残骸。

  希兰

  21岁,2010年逃离阿富汗

  我家只能承担一个人出国避难的费用,所以我独自来到瑞士。现在独居两年了,他们谁也不会来……代价太高昂了。

  离家时父亲给了我一部手机,它和我身上穿的衣服,就是我能带走的所有东西。

  多亏有手机,我才能联系家人,向他们报平安,也让我感觉自己不孤单。它是我的一切。

  洛胡拉

  24岁,2010年逃离阿富汗

  5年前我逃走时,除了身上的衣服什么都带不走。父亲被杀时我很小,对他印象模糊,只记得他老戴着一条金项链。他死后,母亲把它给了我。

  如今我在瑞士一个人生活,这条项链是唯一来自故土、来自我家庭的东西,这意味着一切。它让我感觉不那么孤独,就像父亲在陪伴着我。

  塔吉

  27岁,2011年逃离伊朗

  5年前被迫离开伊朗时,我只能带走塞得进裤子口袋的东西。我花了几个月辗转到达瑞士,有时乘橡胶艇漂过河流,有时徒步。

  我身上仅有3张照片,每张都是从前不同时期的生活,都是温暖的回忆。我也希望能有更多选择,能带上更多东西一起走,可我没有。

  维纳希特罕比

  64岁,1984年逃离斯里兰卡

  逃亡的大部分路我是走过来的,除了衣服什么都是负担,唯有这些照片聊以慰藉。它们可以贴身带着,这太幸运了。照片里你能看到我的父母、兄弟,还有我的小妹妹——她已经过世了。

  优素福

  20岁,2014年逃离厄立特里亚

  连日跋涉、在几个国家被关押、穿越全球最大的沙漠……我逃得精疲力竭。尽管如此,幸存下来就代表我是幸运的。

  我曾经带着一些私人物品,但横穿沙漠时为了多背些水而丢了大半,最后只剩下一本电话簿,还有几张小时候的照片。

  电话簿至关重要。有很多次,我联系到一个在英国的叔叔为我支付赎金,这才换取到自由。有个愿意寄钱给我付赎金的叔叔,我很幸运,这也让他的号码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塞吉拉

  33岁,1992年逃离波黑

  父亲过去经常去非洲各国出差,我3岁那年,向他要一只猴子当礼物,而他给我带回了这只从苏黎世机场买的兔子公仔。从那以后,我去哪儿都带着它。

  波黑战争爆发时,一切都那么突然,我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逃跑时忘记带走我的兔子。父亲没有一起走,于是在写给他的那么多封信里,每次我都会说:“找到我的兔子了吗?我真想你。”

  3年后我才再次见到父亲。在苏黎世机场见到他时的感觉我无法描述,我整个人都在颤抖。那也是我与这只兔子的重逢。

  艾哈迈德

  23岁,2013年逃离厄立特里亚

  我取道利比亚,爬上一艘开往意大利的难民船时,除了身上的衣服和一张写着家人电话号码的纸,什么都不能带。

  船翻在海里。衣服泡水后沉重无比,我只得脱掉,看着它们和那张电话号码纸一起沉下去。加上我,有近200人生还,淹死的则超过250个。

  逃离故土几个月后,我才在瑞士找到人帮忙联系上我的家人。他们都以为我没能活下来。

  消失在海里的那张纸片,曾经是我最重要的东西。

  穆罕默德

  20岁,2014年逃离黎巴嫩

  虽然从黎巴嫩逃走,但我是巴勒斯坦人,几年前从穆斯林转变为基督徒。逃离的路上我被要求把所有东西都扔下船,但还是想办法藏起了我的《圣经》。

  这本《圣经》是一个牧师给我的,是我最珍贵的财产,在困境中给我力量。

  只有家人知道我改变了信仰。在瑞士我仍然住在穆斯林庇护所,所以不能露脸。我戴着“面具”过日子。

  每个人都被问过这样的问题:如果独自流落荒岛的你只能带一件东西,你会带什么?被迫离开故土的难民也这样问自己:我必须带走的那件最重要的物品是什么?

  据北美青年文化平台“VICE”网站报道,在瑞士摄影师加布里埃勒·希尔的工作室里,一些来自各国的难民展示了自己在逃命之路上带着什么——这是最重要的东西,往往也是他们唯一能留住的东西。

  随着2016年12月22日两艘满载偷渡客的橡皮艇在西西里海峡倾覆,联合国宣布去年在地中海上遇难的难民超过5000人。“这意味着,为了追求安全和更好的生活,平均每天有14人在前往欧洲途中殒命地中海。”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威廉·斯平德勒说。

  (摘自《青年参考》2017年1月11日B06版)

(责编:史雅乔、李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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