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峰（前排中）

　　从通常的评价标准来看，刘志峰身上有很多光环。他是当年江西省的高考状元，进入以培养“神童”著称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下简称“科大”）少年班，然后留学，在国外名校拿到硕士学位。可是回国后，他却选择了“问别人要钱”的工作，一干就是10年。

　　他作为“校外人士”参与为母校募捐筹款。不管是亿万元身家的华尔街金融大鳄，还是刚刚毕业，尚未在社会上站稳脚的“穷人”，只要是科大的校友，都会成为他“要钱”的对象。他所在的中国科技大学新创公益基金会（下简称“新创基金会”），是国内少有的“民间校友基金会”。

　　“我们承认我们就是‘唯利是图’的机构，每天都跟校友要钱。”相对中国大学官方的教育基金会，刘志峰更喜欢直截了当，“不会又想要钱，又欲拒还迎，犹抱琵琶半遮面。”

　　2006年8月，包括风险投资机构IDGVC合伙人周全、中国首家民营互联网服务公司创始人张树新在内的12位科大校友在北京的一家俱乐部“闲聊”，商议科大50周年校庆的事宜。一开始，大家讨论的主题是“为母校拍一部纪录片”。后来，拍纪录片的想法变成了设立全额奖学金。再到后来，纪录片和奖学金都成了“高速公路上跑的车”，“大佬”们想为这个大学建一条“高速公路”——“一个30年乃至上百年后仍然存在的组织”。

　　那时，28岁的刘志峰还在加拿大忙着毕业，他不想“一眼就能看到30年后的自己”，也被创始理事们“改革大学教育”的激情感染，决定在新创基金会“挥霍大把的青春”。

　　新创基金会刚成立的时候，“校友捐赠”在中国还是个新鲜词汇。10年后，不断刷新记录的“富豪校友捐赠排行榜”已经能轻松挤上头条，成为一种衡量高校实力和面子的指标。

　　刘志峰的青春也和发际线一起褪去，从一个担心自己说不好话，拿着教话术的书在电话里给对方念上半个小时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狂人”。

　　他加入了200个校友的QQ群，拿到了上万名校友的联系方式。从最开始的120条校友信息，到拥有11万条校友信息的数据库，新创基金会的校友覆盖率已经远超中国多数高校的校友会。

　　他会在和一个目标校友会面前，看完对方所有的文章，然后准备50多页的文档，“哪怕他在大学谈过什么恋爱，我都很清楚。”

　　大多数时候，突如其来的见面机会并不会留给刘志峰足够的准备时间，因此他甚至能背出大部分重量级校友的简历。

　　他坦陈自己是个“结果导向”的人，可以“为掏光校友口袋里的每一分钱不择手段”。

　　在校友眼中，新创基金会却是“自己和母校联结的重要途径”。基金会请回国出差的Facebook高级工程师校友，到国内校友的科技公司来做“每人要几万元的报告”，最后只收了年轻人几十元钱。

　　刘志峰甚至和基金会的同事一起调研养猪行业，发布养猪校友榜。有一次，一位校友的养殖场正在经历严重的疫情，基金会通过校友网络，帮他联系到一个做生物技术的校友，解决了养猪校友眼前的危机。

　　上个月，在北京北四环外一间不到15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新创基金会发布了2016年的工作简报——校友捐赠超过2500万元，几乎相当于同年科大接受的社会捐赠的一半。

　　只不过，在刘志锋眼中，这个超过6000人次的校友捐赠与面子无关，而是校友对科大的回馈和一种集体的“校外力量”。

　　“我们想做的，就是通过捐赠赢得一些信任，发挥建设性的影响力，包括批评学校。”刘志峰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去年11月，科大学生中爆发了一波对学校健身房的吐槽。事实上，这是个已经持续两年的问题，一直没有妥善解决。

　　看到这个消息后，新创基金会通过校友网络向科大在校生发放了100多份问卷，然后请人到现场拍了照片，最后做出了一个完整的调查报告，“让学生的呼声有了统计说服意义”。

　　刘志峰还记得自己是在凌晨两点多把调查报告发到基金会的微信公众号。第二天北京时间上午9点多，刚走下飞机，他就接到了科大校领导打来的电话。先是谢谢批评，然后希望通过他们向校友和学生反馈事情的解决情况。

　　刘志峰对这样的案例并不陌生。早在自己北美留学期间，他就已经目睹过不少民间校友会对高校的“校外治理”。

　　他经常把耶鲁大学的校友组织当作对比样本。在耶鲁大学，校董会是最高决策机构，19名校董中，有6名是校友会组织直接从校友中选取的。校友对耶鲁的各项改革与发展都有发言权，就连学校的本科教育改革报告都是在校友的直接参与下完成。

　　刘志峰想过，有一天基金会能作为校外力量，参与到科大的决策过程。哪怕在一些事上基金会与学校产生分歧，他也坚信“捐赠人的主要利益跟学校的长期利益是一致的。”

　　新创基金会承办“校友龙门阵”，让校友可以毫无顾忌地当面向校领导提出“多个尖锐问题，甚至激烈批评”。

　　“大家都直言不讳，校领导也感谢校友的建议。”刘志峰说，“很多人都认为我很奇葩，忽视了科大人和科大领导的‘奇葩’，就是宽容和理想主义。”

　　在他看来，科大的民主传统，是基金会成长的前提。他还记得自己在新创基金会工作期间，曾经和不止一位科大领导发生过激烈争执，但是没有一次因此而影响到这个民间组织的运行。

　　不过，在“挥霍完大把青春”后，刘志峰有时也会感到疲惫。每年的春节，是维护海外校友关系的最佳时期。最近的5个春节，刘志峰有4次都飞到美国，组织美国校友的春节酒会。然后在觥筹交错中，寻找劝募的机会。

　　疲惫也来自于越来越大的现实压力。不同于当年的年少轻狂，现在的刘志峰觉得自己“正在经历一个特殊的时间段”。

　　“我38岁了，有的人比我小将近20岁，我却问他们要5块钱、10块钱。”刘志峰叹了口气说，“有的年轻人不理解，回信‘一边凉快去’，让我觉得很难堪。”

　　就连最开始让他兴奋的“不确定性”也成了压力。2016年之前，运作了9年的基金会每年只为科大拿到四五百万的捐款，“看着兄弟高校都有上亿元的捐赠了，就会很沮丧，怀疑这件事的意义，放弃又不心甘。”

　　他还记得，去年11月，正是美国总统大选最热闹的时候，自己一个人飞到纽约募捐，“背个书包，到处跟人谈”。一天晚上，还没倒回时差的他一个人走在纽约的大街上，恰好路过特朗普大厦，集会的人们高喊着口号，气氛热烈。

　　他忽然想起，10年前的11月，自己正是从纽约的肯尼迪机场飞回北京，开始自己的“要钱”生涯。

　　“找了将近一周，其实大部分校友还是婉拒了我。只在飞机要起飞时才敲定一笔捐赠。”刘志峰停顿了一下，抬起头说，“忽然觉得自己干的事情真的有意义么？”

　　这个问题也经常被家人提起。

　　“至少在8年前，一回家七大姑八大姨就会劝我换工作，赶快放弃。”刘志峰说，“我无法说服他们，又不能告诉他们我还要干多久。”

　　在10年的劝募中，刘志峰遇到过不少与自己同龄的校友，甚至是自己的同学。这些校友早就实现了财务自由，自己却连“老婆逛个珠宝店都会害怕”。

　　依靠自己刚刚过万元的工资，他跟妻子一起租房子住了将近7年，最小的时候是上世纪60年代盖的，只有40多平方米的筒子楼。

　　但是从基金会的工作，他总能获得一些“长久的快乐”。通过搜集来的11万人次的校友联系方式，基金会每个月都向他们推送学校的简报。除此之外基金会还做了20多份科大校友研究。有硅谷和华尔街的职业地图、有制药和生物技术的校友分布。几乎每一份报告看起来都像学术研究一样，在里面可以找到直观的图表，也能看到精确到小数点的量化标准。

　　基金会每年都请第三方机构进行审计，并在网站上公布。从工资、保险、网站维护，到具体项目、公益捐赠支出，每一项都能有详细的记录。

　　一位校友通过支付宝给基金会捐赠100元后，没过几天就收到了一张发票，上面盖着新创基金会的公章。

　　“大江东去，人生是不归路。”他用电影《不归河》的一句台词来形容自己的处境。电影里，一条大河和男女主角的命运缠绕在一起，滚滚东去的江水就像他们的过往。命运与过去，存在既妥协又抗争的关系。

　　他知道自己很难再过上物质丰厚的生活，但始终记得新创基金会设立时就定下的宗旨。那些激励他的文字里写着：“以校友捐赠为种子，以有效的项目设计与实施获取高效成果……争取成长为教育基金会，参与中国未来可期望之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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