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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红瑶女童班”改变的人生

罗屹钦 谢洋
2017年10月30日08:19 |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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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6日,在即将赴京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何方礼抽时间与陈英花见了面,与她商谈一起帮助驻地乡亲搞产业脱贫的事。

  何方礼是武警广西总队柳州市支队政委,当选为党的十九大代表。23年来,他通过资助帮扶“红瑶女童班”等形式,坚持对柳州市融水县白云乡的贫困户进行定点扶贫,先后带动300多户家庭摆脱贫困。

  陈英花是他18年前资助过的一名红瑶女童,如今她做起了生意,成为红瑶寨里有名的“女强人”。从1994年至今,在武警融水中队的接力帮助下,“红瑶女童班”已经成功举办了十届。

  红瑶是分布于国家贫困县——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白云乡的一个瑶族分支。曾经,这里祖祖辈辈奉行“狗不耕田,女不读书”的传统,当地的少数民族贫困女童,十五六岁就要面对结婚生子或是外出打工的选择。

  “红瑶女童班”的举办,让教育扶贫的春风吹进了这座深山瑶寨。23年来,从女童班上走出了红瑶第一位女教师、第一位女军人、第一位女医生、第一位女共产党员、第一位女干部、第一位女企业家……

  红瑶女童走进了课堂

  1993年3月,入伍满一年的何方礼来到武警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中队,他发现,这里的官兵每年都要到融水县白云乡进行献爱心活动,为红瑶女童捐献衣服、鞋子、书等物品。

  当时物资匮乏,由于训练量大,战士们的解放鞋都不够穿,为什么还要为红瑶女童捐献物资呢?五四青年节前夕,还是新兵的何方礼跟随中队团支部第一次踏入白云乡开展“进瑶寨学雷锋”活动。

  “原始”,这是何方礼踏入大山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词,身着红瑶服装的女孩上课的教室位于吊脚楼里,脚踩在阶梯上嘎吱作响。班上许多孩子听课时都光着脚丫,仅有几人穿着凉鞋。而在教室外边,有十几名女童正趴在窗台边向里边望着。

  “这些孩子都是没钱上学的,也没有地方可去,就常常来学校看我们上课。”任课老师介绍说,1988年9月,当地妇联、民委、教育局发动社会助学,白云乡成立了“春蕾女童班”(后易名为“武警红瑶女童班”,简称“红瑶女童班”)。但由于经费不足和红瑶“女不读书”的观念,“红瑶女童班”的开办举步维艰。

  回到部队之后,何方礼将自己每月21元的津贴分作3份,8元寄给妹妹当学费,8元寄给“红瑶女童班”的学生,5元留给自己。身边的战友们纷纷效仿,少抽一包烟、少喝一瓶水……大家省吃俭用,持续不断给孩子们寄去学费、衣物和学习用品。

  1996年,“红瑶女童班”因经费不足停办,何方礼和中队的通讯员背着照相机深入瑶寨,拍了140多幅照片组成了“红瑶女童的心声”大型图片展,柳州市第二职业学校筹集10万元左右,并捐赠了课桌和教具,成都一位退休工人寄来1500元,广西农业技术学院捐款3800多元和一批学习生活用品……这些爱心资助,足以支撑一个班6年的学费。

  经费问题解决后,第二届“红瑶女童班”开班了。但何方礼发现,即使学费全免、包食宿,仍有许多家长拒绝将孩子送到学校。他和时任校长的凤老师挨家挨户上门家访,家长拒绝孩子读书的理由各种各样:有说家里缺劳动力的,有说读书无用的,有的甚至以“女儿已经定亲了,不适合再接触外界”为由拒绝。

  何方礼意识到,要解决红瑶女童读书难的问题,首先要做的是改变老一辈人的思想观念。为了能和村民有进一步的交流,他自学瑶话,陪村民做饭、下田、扛锄头,渐渐地,当地的瑶族同胞不再把他当外人了。

  一次家访时,瑶族主人邀请何方礼共进晚餐,女主人将当地的五色糯米饭端上来后,用手指将糯米饭团成一团,递到他面前。何方礼没有表现出惊讶的神情,而是自然地张口咬住饭团。看到他如此入乡随俗,整桌瑶族老乡都欢呼起来,大家用瑶话大喊着“干杯兄弟”,男主人更是立马拍胸脯保证,第二天就送女儿到学校报到。

  “现在想来,那应该是他们对我的一个小小试探吧。”何方礼笑着说,只有抱着平等的想法,当他们是一家人,我们所做的事才会被他们接受。

  就这样,何方礼带着村民们的心意,将50多名学生劝进了课堂。

  “在人生最重要的阶段有人引领着我们”

  在陈英花的记忆中,童年时母亲每天都在跟织机打交道,织布、染布、做衣服,忙个不停。按照红瑶的传统,每到重大节日时,红瑶女就会把自己最漂亮的裙子穿在身上,以吸引男性的目光,寻得一个如意郎君。

  “如果我没有参加‘红瑶女童班’,我的一生大概也会和妈妈一样吧,前半辈子为自己做衣服,后半辈子为全家人做衣服。”陈英花说。

  11岁那年,陈英花成为第二届“红瑶女童班”的一名学生,和小伙伴到离家4个小时山路远的白云乡中心校上学。

  一开始,红瑶女童与学校格格不入,本来是在山里疯跑的野丫头,转眼就成了围墙里的寄宿生。陈英花说她不敢和别的班学生讲话,总觉得自己会被看不起。在学校任教的岳老师说,刚入学时,即使脱了民族服饰,他也能一眼看出哪些是红瑶学生,瘦瘦黑黑、低着头不说话的一般都是。

  “红瑶女童班”学生的基础差,几名任教老师主动为学生开起了小灶,每天晚上都要补课。不会说普通话,就从“一二三”教起,用了整整一年,班里才实现了普通话授课。在陈英花的印象里,小学6年,几乎每天都在补课中度过,有同学受不了了,便悄悄逃学回了家,有的人甚至在下学期开学时就没来报到。“当时真的不明白,读书有什么用,那么辛苦真的值得吗?”

  何方礼知道这一情况后,苦口婆心地把孩子们劝回来。他对逃学的孩子说:“读书认字,至少以后你外出打工时会写收条、欠条,你能够大方地和别人对话,不会被人骗,能够看懂站牌,找到回家的路。”

  何方礼每个月都要回白云乡好几趟,掌握孩子们的学习成绩情况;为了帮女童缓解学习压力,他利用暑假时间组织“红瑶女童班”夏令营,带孩子们看看外面的世界;上初中后,担心“红瑶女童班”学生英语基础较差,他还特意请来家教,为孩子们补习英语。

  “有时候真的觉得很幸运,在人生最重要的阶段有人引领着我们。”陈英花抹着眼泪说,何方礼虽不是白云乡的人,但乡里上上下下,小到刚会说话的孩童,大到80多岁的耄耋老人,都习惯称呼他为“何叔叔”。

  青春年少时,陈英花懵懵懂懂,只知道读书是件“何叔叔认为对的事”,直到她考上中专,毕业后出来创业,成为红瑶山寨里第一个女企业家,她才明白当初埋下的种子多么宝贵。“因为读了‘红瑶女童班’,接触了外面的世界,我才有了出去的动力,有了创业的勇气”。

  “没有知识,就不了解外面的世界”

  “没有知识,就不了解外面的世界,所以也不会对生活有过多的奢望;如今在大城市走了一圈,对生活的要求不一样了,所以我变得不快乐了。”直到现在,何方礼还记得“红瑶女童班”的学生兰芝琳对他说的这番话。

  当时,第二届“红瑶女童班”的第一批学生大多都高中、中专毕业了,开始走向社会,而在广西一所卫校就读的兰芝琳毕业后,由于一时间没有找到工作,村里开始出现了一些议论,有村民对她父母说:“读书有什么用?还不如待在村子里呢,老老实实嫁人,这会儿孩子都有好几个了。”

  面对村民的质疑,何方礼决定先帮助兰芝琳解决工作问题。他找到兰芝琳,开导她就业不一定非得待在大城市才算成功,之后,他又帮小兰分析自身条件的优劣,重新制作了简历。经过一番努力,兰芝琳进入白云乡卫生院工作,成为红瑶第一位女医生。

  2000年9月,第一届“红瑶女童班”学生凤桂鲜从师范学校毕业后,主动要求回到曾经培育自己的母校——融水苗族自治县白云乡中心校担任“红瑶女童班”的班主任,成为融水县历史上第一位红瑶女教师。

  第一届女童班毕业生凤秀娟,于1999年应征入伍,成为当地红瑶史上第一位女军人;第一届女童班毕业生代妹省,现任融水苗族自治县白云乡计生办工作人员,是从“红瑶女童班”走出的第一位女干部;第一届女童班毕业生凤金花,与丈夫白手起家,在家乡开起了木材厂;第二届女童班毕业生陈英花创业致富后,先后投入80多万元,把村里近10公里的公路修通,让白云乡白难村结束了不通公路的历史。

  “红瑶女童班”的出现让当地少数民族妇女的地位得到提升;那些靠读书走出大山的红瑶女摆脱了只许内婚、不许外嫁的枷锁,结束了延续千年的红瑶妇女不得与外族通婚的历史。

  何方礼惊喜地发现,第四届“红瑶女童班”开班招生时,不需要再一户户登门劝说了,家长们开始争相将自家女娃送来读书。从前他到乡里探望时,孩子们总是畏手畏脚,连半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而今他再回到乡里,孩子们大大方方地迎客,甚至主动拿着手机说要跟他加个微信。

  十九大开幕当天,何方礼抽空打电话给陈英花,询问她向柳州沪桂螺蛳粉产业园等单位供笋的进度。原来,白云乡盛产山笋,现在何方礼筹划着和陈英花通过加工和销售酸笋,帮助山村的贫困户创收致富的事。

  “虽然脱贫是块‘硬骨头’,难啃,但下一步国家还要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在困难面前我们不要气馁,就一定能让红瑶老乡的脱贫路越走越宽。”何方礼说。

(责编:初梓瑞、李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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