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和生活之间的相互作用”

影片结束时,6个年轻人最大的22岁,最小的16岁。一个半小时,观众们眼看着他们从少年长成青年。变长的头发、窜起的身高、多出的眼镜……

“6个孩子6条道路。”焦波说,“与同龄人相比,他们更坚韧、‘抗摔’,遇到什么更能扛过去,而且,都在尽快去自立。”

地震后,王晰被问长大了想去哪读书,他说去清华北大。他记得爸爸总说好好学习,上清华北大,以为“清华北大”是一所学校的名字。

高考时,王晰差5分没考上清华,以不错的成绩考入上海交大,却觉得“没实现说过的话,显得很差”。

王晰说,他不会跟任何人讲心底的烦恼,觉得靠自己就都能应付得了,他不再是那个窝在被子下哭泣的少年,“生活会改变你,我感觉比起说心灵重建,不如说是你和生活之间的相互作用,慢慢地,有些东西会随着时间改变。”

刘明富初二就不肯再上学。家里和焦波商量后,15岁的他离开四川,跑到山东,跟着焦波拍起纪录片。焦波给他取了个艺名叫“北川”,希望他别忘记家乡。

现在,跟着焦波拍纪录片、并参与了《川流不息》拍摄的刘明富已经能云淡风轻地说起地震当天的事情和爸爸妈妈姐姐。他还很想再联系上地震那年一位很照顾自己的志愿者,那是个叫胡明的大学生,武汉人。

何文东初中毕业读了卫校,学过心理学的班主任私下让没什么朋友、不愿跟人打交道的他多去接触班上两个抽烟喝酒的“问题学生”。他一边纳闷一边接触,有一天,三个男生边吃饭边聊各自家里的事,聊着聊着,一起哭了一场。“真的,我发现大家都挺不容易的。”

“当你真正去了解一个人,你会了解到更多东西。”也是在卫校,他重新思考了评价一个人的标准,认为人们总用学习好不好来评判一个学生好不好实在太片面。

他曾在初中受人欺凌,“那是个挺好的初中,没想到好学校里也有那种人。”反而在似乎聚集着“坏学生”的中专,他却遇到了能互相打气的朋友,“他们两个人都很好,现在都很上进。”

廖岑通过艺考读了播音主持专科。地震后这些年,他又送走了爷爷和姥爷。

10年时间,听起来很长,却还远不足以消化疼痛、理解灾难,尤其当他们都还只是20岁出头的年纪。

“往前走。”不止一个人提到过这三个字,“逃避无用,往前走。”

现在有了小时候没有过的想法

2017年,刘明富在19岁拍摄的纪录片《轮椅上的女孩》获得镇江国际纪录片盛典最佳导演奖,想到可能要上台发言,他心里立刻慌起来,和小时候一样,他不擅长应对这种场合,但现在有了小时候没有的想法,“我以后会拍电影,故事片。”

廖岑说自己这几年越来越重视亲人,“以前不会这么想,但现在,我想为家人奋斗”。大学毕业后,他想开个工作室,给人出书。他已开始找客户、找同伴,“现在就缺个投资人了”。

在读大三的王晰对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感兴趣。他想过出国留学,但最后决定在国内读研。“不能只顾自己,要考虑家人和家里的条件。”

爷爷年纪大了,妹妹王海奕今年中考,小姑娘和哥哥一样,也是个优等生,性格明朗。

从卫校毕业后,何文东没有立即去做护士的工作,而是去广东待了一段时间,尝试做了几份不同工作,直到去年妹妹美君一度病危,他又跑回四川。

何美君病后一直在修养。她从小喜欢画画,10年来一直在画。

“突然听别人说已经10年了的时候,我会很茫然,觉得,哇,我这10年干什么了?”何文东说,“10年过去,很多事都是自己预想不到的,但你只能去接受和面对,毕竟不可能停在那里呀。”

“他们路还早着呢”

焦波是个耐心十足的拍摄者。在用10年时间记录汶川孤儿成长故事之前,他曾用30年拍摄自己的父母,那就是感动过无数人的《俺爹俺娘》。他擅长“长线作战”,但接触和拍摄这些孩子,还是时常让他深感不易。

“北川来我这里,才15岁,我不是他的监护人,万一出什么事担不起,心里也害怕。廖岑爷爷过世前,每天晚上担心地哭,说不放心这孩子,我打了包票说你放心,他上学、工作两件大事我一定帮着解决。美君身体不好,后来病得不成样子,我们到处找关系联系医院……”

看过《川流不息》后,有人会跟焦波讨论哪个孩子成功、哪个孩子失败,“我说怎么能这就说谁成功谁失败呢?他们还这么小,难道考个学没考上就算失败?参加节目没上台就是失败?他们路还早着呢,走向社会后,还会有很多跟头要跌。”

他承认自己也曾看着孩子们着急,心说你怎么这样怎么那样,但最终摆脱了这种情绪。“我在反思,希望社会也反思,我们最初要去献爱心、伸援手时,我们的初心是什么?我觉得99%的人都不会想,这些孩子将来必须怎么厉害,怎么报答社会、怎么报答自己吧?我们最初很单纯,不求回报。”

为什么一定要要求每个孩子“成功”而不是“快乐”?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用言语来表达感谢和成熟?

“一定要他们说句谢谢、说句我爱你,你才高兴吗?他们默默地做不行吗?”焦波觉得,孩子们健康成长本身,就已是对父母的告慰,对社会的回报,而且,“很多东西,他心里有。”（记者 王京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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