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益陽，一家喜宴上的拱門鱗次櫛比。照片由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提供

　　中部地區某地喜宴上升起的氣球。照片由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提供

　　這個春節，盡管剛剛上大學的女兒望眼欲穿地等待母親歸來，但在福建打工的望女士最終還是決定不回老家過年。

　　是不斷加碼的“人情債”讓望女士對回家之路望而卻步。

　　“今天一頭（“頭”為地方方言，一樁的意思。——記者注）人情，明天一頭人情，過年盡是走人情”，老家在江漢平原地區的望女士算了一筆賬：不回家過年，可以省下近一萬元。而這個數字相當於望女士遠赴千裡之外打工收入的三成以上。

　　人情成債，望女士的故事不是個案。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連續5年組織老師和研究生在春節期間返鄉調研，在華中、東北等10余個省，近百名80后、90后三農研究者們把目光投向自己家鄉，發現部分地區人情風俗異化的新課題：項目劇增，禮金暴漲，部分農民舉債送人情影響生產生活，離了規矩、喪失功能、淡化意義的人情儀式，“良俗走向惡俗”。

　　人情禮金“滾雪球”般上漲

　　博士生班濤的家鄉屬於江淮平原皖北一個普通農業型村庄。當地以種植小麥與水稻等糧食作物為主，人均耕地1.5畝，老一代留守種田，青壯年外出打工，打工是很多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

　　在班濤的觀察中，人情支出快速上漲悄然發生在最近3年。

　　隨禮標准的增長是鄉親們感觸最多的一點。3年以前，同屬於一個自然村、關系一般的村民隨禮標准在五六十元，關系近一些的鄰居、朋友隨禮普遍在100元，關系最近的兄弟姐妹則在500~600元。

　　3年來，這一標准普遍上漲了一倍左右，關系一般的村民隨禮標准被抬到100元，關系最近的兄弟姐妹達到1000元以上。

　　傳統以情感互動為基調的“送情”，變成了“送錢”為主。博士生姜紅（應研究者要求，化名）的田野調查至今已經覆蓋了中西部十個省的農村地區，自己家鄉的人情風讓她深有感觸。

　　姜紅的老家在湖北荊州地區一個鄉鎮。在老家，親戚分為至親、近親和遠親，村鄰主要是本小組和鄰近小組關系好的村民，他們送的禮金在當地稱為“白人情”。她的統計顯示，16年來，老家的人情禮金迅速上漲，近親、遠親和白人情上漲10倍，至親人情上漲幅度更是達到20倍左右。

　　以考上大學的升學宴為例，2000年時，白人情還隻有5~10元，而今在喜宴的賬本上已經看不到兩位數的禮金﹔叔伯、姨媽一類至親在當時剛剛上漲到100元的標准，幾年前，這個數字已經統一為2000元以上。

　　其演進的邏輯為，在外工作或打工先富起來的人提高禮金標准，同一層次的親屬不得不勉力逐步跟上，同時每一次的回禮中，按照人情往來的規矩都需要加碼，由此擴散，一來二往滾雪球，在一定范圍內自然水漲船高。

　　母豬下崽也要辦酒席

　　人情項目的增多則讓研究者們在回歸家鄉的調查中目不暇接。

　　按照傳統習俗，隻有小孩“喜十”（小孩出生十天辦酒）或滿月（兩者隻選其一）、年輕人結婚、男性高壽（80歲、90歲）、老人去世這些項目才會辦酒席，但現在人情項目年年增加，人情的無序化凸顯。

　　副研究員桂華對湖北秭歸農民辦酒席的名目做了一個梳理，2000年以后人情風俗開始變化，最近五六年尤其明顯。如今秭歸農民辦酒席的名目大致包括：娶媳婦、嫁女兒、老年人去世、蓋房子、賣房喬遷、店鋪開業、考大學、參軍、生孩子、孩子滿十歲、成年人三十六歲、五十歲以后每十年過生日等，有十余項之多，數以倍增。

　　母豬下崽要辦酒、建房子修一層辦一次、服刑人員歸來也辦酒……，幾年來，研究者們在各地聽到這樣的故事都已經見怪不怪。

　　辦酒席的傳統觀念也在逐漸被打破。

　　原來農村隻有初婚才會辦酒席，離婚后再婚是非常不光彩的事情，再婚夫婦都極為低調。現在離婚越來越多，很多再婚的夫婦，會大張旗鼓地擺酒。訪談對象成大叔，有一兒一女，都結了兩次婚，初婚和再婚都辦了酒席，村民的白人情每次都是兩三百元，有人恨得牙痒痒，“要是離婚再結婚，我們都恨不得不去了”。

　　以前隻有考上一二本學校才好意思請考學酒，而今被戲言“不論考北大清華還是北大青鳥，都請客”﹔原本隻為男性高壽老人慶祝的壽酒，也開始為女性老人過，而且年齡要求越來越低，從最初的80歲，降為60歲。

　　酒宴名目增多的同時，送人情內容也變得更加豐富多元。

　　在姜紅的老家，很多類型的人情酒席，都搭配有人情禮金以外的其他花銷。婚禮酒席上長輩要送雞蛋錢或壓箱錢（雞蛋錢是男方長輩給，壓箱錢是女方長輩給），金額多與禮金金額相當﹔考上大學以后，至親不僅要送禮，還要給路費，若人情是500元，路費就要給300元﹔白事上，除了送人情錢，侄男侄女、外甥外甥女在出殯前夜，要跟著和尚“圈香”，圈一次一個晚輩要麼給100元以上的“香錢”，要麼買價值相當的一條煙，一個晚上大概圈三次左右，一戶的成本又要增加300~400元。

　　人際交往范圍的拓展同樣帶來了人情往來的負擔。

　　班濤發現，以前村民的交往，維持在5代以內的同一姓氏的血緣范圍之內，地緣關系上一般村民走動在相近的2~3個自然村。

　　而伴隨著打工經濟的興起，村庄社會流動增加，村民與外界交往增多，因為興趣相投，或者打工的行業地域接近，互相交流和外出抱團逐漸增多，人情交往圈不斷向外拓展，“既形成了新型社會關系形態，但又保留了傳統的人情往來形式”。

　　人情負擔過重，部分農村家庭入不敷出

　　博士三年級學生劉成良在農村調研時發現，農民對於人情的看法和抱怨最多，因此也形成了一些廣為流傳的俗語：“人把人皮披上，不趕人情是不行的”“人情不是債，頭頂鍋來賣”。

　　走了十余個省，劉成良發現，近些年即使在最貧困的地區，農民的家庭收入也有很大的提高。但隨之而來的怪現象是，農民的存款和家庭中用於發展方面的支出並沒有增多，相反在人情上的開支反而越來越大。

　　秭歸是國家級貧困縣，全縣38萬人口，2015年建檔立卡貧困人口近6萬人，2.2萬戶。劉成良和桂華前不久在當地的調查顯示，農民家庭收入中約有三分之一用於人情支出，部分家庭甚至達到一半。

　　每年農歷十一月份到次年正月都是農村辦酒席高峰期，調查期間，每個村民小組幾乎每天都有家庭辦事。

　　當地的風俗是同一個村民組基本都要到場賀喜，目前鄉情的標准是每次200元，特別貧困的送100元人情。再就是親戚，姑舅姨一類至親從1000元、2000元到5000元不等，少數送人情達到萬元之巨。

　　一個普通家庭維持的三種人情關系加起來兩百戶左右。當地人認為，每個家庭大致五六年辦一次事比較正常。按照五年的頻度算，若每個家庭每年需送出40次人情禮金，則一年需要支出一兩萬元。

　　“當前國家確定的貧困線是人均年收入2736元，秭歸當地正常家庭的人情支出高於貧困線五倍以上。”很多調查對象都反映，“我們這裡絕對貧困的很少，多數是相對貧困”。

　　人情負擔過重，很多農民家庭缺乏發展積累甚至是入不敷出是一大重要因素。劉成良對走訪中的一個家庭“人情成債”印象深刻。這家人還住著30多年前蓋的土坯房，家徒四壁，唯一的電器是一台不到20英寸的老款電視機，“但就是這樣的家庭一年人情支出也在5000元左右，借債送人情成為必然”。

　　在200公裡以外，姜紅老家的村子情形相仿。

　　村民們主要依靠在沿海城市打工或種植葡萄為生。前幾年，打工收入不錯，葡萄種植也正處於高收益時期，老百姓的手頭結余多，出手闊綽。但這兩年，受到產業轉型的影響，打工收入有所下降，葡萄種植也遭遇銷量下滑，農業收入大幅減少，老百姓手頭的結余也相應減少，人情壓力讓他們愈來愈難以承受。

　　一對四五十歲的夫婦，若在家中務農打小工，年收入不到兩萬元，但一年的人情開支至少8000元，人情佔了全年近一半的開支，嚴重影響生活質量，“對於很多家庭，人情成了一份無法逃脫的沉重負擔”。

　　博士二年級學生雷望紅做過統計，就一次人情酒席來看，主家的支出一般佔收入的一半不到。為了避免自己隻送禮不收禮而虧本，隻好不斷地追隨人情項目和禮金數額增長的腳步，有由頭就抓緊時機辦酒席。

　　大多數家庭為了平衡收支，都會盡量地三五年就找一個人情名目辦一場酒席，而一些農民看到辦酒席可以賺錢，就想方設法找名目辦酒席。劉成良的訪談中，有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一戶家庭，父親為了支持兒子買車，想出一個辦法，對外說自己要辦70大壽，收了三四萬的禮金，“其實他才67歲”。而在一個人情異化嚴重的鄉鎮，有一戶感覺到人情壓力實在太大，一個給自己送過一萬元人情錢的朋友辦酒席，沒有還禮，對方就上門來把一萬元要了回去。

　　雷望紅將此總結為一個人情壓力下鄉村社會無法自拔的怪圈——一方面都在感嘆人情壓力大，沒有掙到錢，又都在爭相辦酒席。不辦酒席的人要給人送禮，辦酒席的人掙了錢又很快給人還回去了，最后根本留不下錢。

　　異化的人情風改變著鄉村生態

　　“能否選擇有些人情不走呢？”雷望紅也曾問過自己的家人。

　　家人的答案充滿無奈。遠親不走都沒事，但這只是少數，大多數要送的人情住得近，本來一直有來往，有人辦酒你不去，“不只是一家人情斷了，誰都會看不起”。

　　禮錢最后都耗費成為酒宴和鞭炮，每個家庭事實上都成為人情往來的輸家。

　　在姜紅的家鄉，早在臘月初一，全鎮酒席“一條龍”服務班子的“檔期”都被排滿，若想在2017年的正月十五前辦酒席根本辦不了，因為請不到“一條龍”來幫忙做酒席。而這個有50多個行政村的鄉鎮，近些年興起的“一條龍”隊伍保守數字在七八十家。

　　異化的人情風，也在改變著鄉村的生態。

　　傳統的農村酒席都是在家裡辦，洗菜、招呼客人等都由左鄰右舍過來義務幫忙。但隨著打工經濟帶來的村庄人口流動，幫忙人員減少，在飯店辦或者請“一條龍”隊伍方便快捷，一經興起又因為被賦予了“場面”“省事”的標簽而被更多村民接受，“互幫互助的溫情隨之消失”。

　　由於辦酒席能夠賺錢，因此諸如老人去世等白事，也可以成為子女賺人情錢的一個重要手段，也有子女會專門搶著給老人辦白事。秭歸有一戶三兄弟，母親去世了，去世前跟著老大生活，應該是老大家辦白事，但是老三提出想在他們家辦白事，老太太的葬禮前，兩兄弟大吵了一架。

　　在賀雪峰團隊的調研中，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不少人情禮金攀升達到頂點后轟然崩塌的案例。一直在互相走動的人之間，一方無法承受時，不是回歸到人情正常往來，而是“變成了突然之間不再有任何來往的沙漠化”。

　　本報武漢2月6日電

　　（本文得到了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教授團隊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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