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茲姆

　　26歲，2011年逃離阿富汗

　　我接受過警校的訓練，但剛開始工作就被迫逃離祖國了。我用一個背包裝好了財物，人販子卻叫我扔了它，最后隻剩下從警校帶出來的一本書，還有母親給我的一條項鏈。

　　我從小就想當警察，這本書是我夢想的殘骸。

　　希蘭

　　21歲，2010年逃離阿富汗

　　我家隻能承擔一個人出國避難的費用，所以我獨自來到瑞士。現在獨居兩年了，他們誰也不會來……代價太高昂了。

　　離家時父親給了我一部手機，它和我身上穿的衣服，就是我能帶走的所有東西。

　　多虧有手機，我才能聯系家人，向他們報平安，也讓我感覺自己不孤單。它是我的一切。

　　洛胡拉

　　24歲，2010年逃離阿富汗

　　5年前我逃走時，除了身上的衣服什麼都帶不走。父親被殺時我很小，對他印象模糊，隻記得他老戴著一條金項鏈。他死后，母親把它給了我。

　　如今我在瑞士一個人生活，這條項鏈是唯一來自故土、來自我家庭的東西，這意味著一切。它讓我感覺不那麼孤獨，就像父親在陪伴著我。

　　塔吉

　　27歲，2011年逃離伊朗

　　5年前被迫離開伊朗時，我隻能帶走塞得進褲子口袋的東西。我花了幾個月輾轉到達瑞士，有時乘橡膠艇漂過河流，有時徒步。

　　我身上僅有3張照片，每張都是從前不同時期的生活，都是溫暖的回憶。我也希望能有更多選擇，能帶上更多東西一起走，可我沒有。

　　維納希特罕比

　　64歲，1984年逃離斯裡蘭卡

　　逃亡的大部分路我是走過來的，除了衣服什麼都是負擔，唯有這些照片聊以慰藉。它們可以貼身帶著，這太幸運了。照片裡你能看到我的父母、兄弟，還有我的小妹妹——她已經過世了。

　　優素福

　　20歲，2014年逃離厄立特裡亞

　　連日跋涉、在幾個國家被關押、穿越全球最大的沙漠……我逃得精疲力竭。盡管如此，幸存下來就代表我是幸運的。

　　我曾經帶著一些私人物品，但橫穿沙漠時為了多背些水而丟了大半，最后隻剩下一本電話簿，還有幾張小時候的照片。

　　電話簿至關重要。有很多次，我聯系到一個在英國的叔叔為我支付贖金，這才換取到自由。有個願意寄錢給我付贖金的叔叔，我很幸運，這也讓他的號碼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

　　塞吉拉

　　33歲，1992年逃離波黑

　　父親過去經常去非洲各國出差，我3歲那年，向他要一隻猴子當禮物，而他給我帶回了這隻從蘇黎世機場買的兔子公仔。從那以后，我去哪兒都帶著它。

　　波黑戰爭爆發時，一切都那麼突然，我無法理解發生了什麼，逃跑時忘記帶走我的兔子。父親沒有一起走，於是在寫給他的那麼多封信裡，每次我都會說：“找到我的兔子了嗎？我真想你。”

　　3年后我才再次見到父親。在蘇黎世機場見到他時的感覺我無法描述，我整個人都在顫抖。那也是我與這隻兔子的重逢。

　　艾哈邁德

　　23歲，2013年逃離厄立特裡亞

　　我取道利比亞，爬上一艘開往意大利的難民船時，除了身上的衣服和一張寫著家人電話號碼的紙，什麼都不能帶。

　　船翻在海裡。衣服泡水后沉重無比，我隻得脫掉，看著它們和那張電話號碼紙一起沉下去。加上我，有近200人生還，淹死的則超過250個。

　　逃離故土幾個月后，我才在瑞士找到人幫忙聯系上我的家人。他們都以為我沒能活下來。

　　消失在海裡的那張紙片，曾經是我最重要的東西。

　　穆罕默德

　　20歲，2014年逃離黎巴嫩

　　雖然從黎巴嫩逃走，但我是巴勒斯坦人，幾年前從穆斯林轉變為基督徒。逃離的路上我被要求把所有東西都扔下船，但還是想辦法藏起了我的《聖經》。

　　這本《聖經》是一個牧師給我的，是我最珍貴的財產，在困境中給我力量。

　　隻有家人知道我改變了信仰。在瑞士我仍然住在穆斯林庇護所，所以不能露臉。我戴著“面具”過日子。

　　每個人都被問過這樣的問題：如果獨自流落荒島的你隻能帶一件東西，你會帶什麼？被迫離開故土的難民也這樣問自己：我必須帶走的那件最重要的物品是什麼？

　　據北美青年文化平台“VICE”網站報道，在瑞士攝影師加布裡埃勒·希爾的工作室裡，一些來自各國的難民展示了自己在逃命之路上帶著什麼——這是最重要的東西，往往也是他們唯一能留住的東西。

　　隨著2016年12月22日兩艘滿載偷渡客的橡皮艇在西西裡海峽傾覆，聯合國宣布去年在地中海上遇難的難民超過5000人。“這意味著，為了追求安全和更好的生活，平均每天有14人在前往歐洲途中殞命地中海。”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威廉·斯平德勒說。

　　（摘自《青年參考》2017年1月11日B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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