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五角場監獄的“新生之路”。

　　民警在為服刑人員上課。

　　心理健康指導中心在為服刑人員治療。

　　韓磊的時事講壇。

　　監獄模擬真實社會情景。

　　上海市五角場監獄有一條“新生之路”，連接封閉與自由、昨日和明天。這條路基本上是綠色的，牆壁上畫著綠色的竹子和樹，綠色的盡頭，一張照片被放大到極限，上面是妻兒父母。

　　每天早上8點30分，監獄民警會准時安排刑滿釋放人員從這條路回歸社會。

　　這條路不過50米，過去的5年裡，有將近3000名犯人走過它，把囚服、悔恨和淚水留在裡面，開始轟隆隆的新人生。

　　雙腳走完這條路用不了1分鐘，但在心裡走完它卻不知時日。宋建國第一次走出家門，是在出獄兩個月之后。他乘坐一個多小時公交車到沒人認識他的地方，就為了抬起頭晒晒太陽。相較而言，他更願意在雨天出門，因為他能隨意控制雨傘的傾斜角度，遮住自己的臉，他害怕遇見熟人。

　　可也有人可能永遠走不完這條路，“走出這道門，他們不知道該向左走還是向右走。”辦公室主任周斌說，曾經有服刑人員在刑期將滿時，打報告想留在監獄干雜工。據說，早前有個蹲了15年監獄的人，釋放時死活不願回家：“一定要我走的話，出去了我還是要進來。”

　　通往社會的“模擬人生”

　　“新生之路”上印著綠色的腳印，初衷是讓人停下看看牆上刻畫的如“行路難、多歧途、需自律”等頗具勸誡和感悟之語。

　　真實的情況是，很少有人會想在腳印前停留。他們迫不及待地洗了澡，把番號卡扔到一個箱子裡，簽下不再犯罪的保証書，採集指紋，穿過6道厚重的鐵門，然后呼吸上一口真正自由的空氣。

　　2011年司法部有關負責人在一次會議上，明確要求有條件的省（區、市）要成立出監監獄，每個省市都要成立出監監區。五角場監獄是全國最早探索出監教育的幾家監獄之一，也是上海唯一的一所出監監獄，大多數成年男犯在刑期的最后3個月都會被移送到這裡。

　　在新生之路的盡頭，王淼正在等待。他滿臉笑容，興致勃勃地擺弄一會兒將要帶出監獄的東西。舊報紙包好的幾幅書法，是獄友送給他的，有一張寫了一個“誠”字，另一張寫了一些成功學的話，“人脈就是命脈，人脈就是財富”。在獄中的這段時間，原來的很多朋友都“人間蒸發”了。

　　他還帶了兩本書和進去時的衣服，一件黑色的短袖衫。他進去時還是夏天，《變形金剛4》剛剛上映，他陪兒子看完電影才去法院，他記得電影的大陸譯名叫《絕跡重生》。

　　“新生”二字印在監獄教學樓的牆上。五角場監獄的幾幢教學樓，讓它看上去不像監獄，倒更像個學校。只是有狴犴守在門口，那是一種神獸，形似虎，平生好訟，卻又有威力，常常裝飾在獄門之上。

　　為了讓犯人能順利融入社會，教學樓裡有水電工、護理、餐廳服務員等技能培訓，能培養犯人擁有一技之長。此外，還有一個“濃縮的社會”環繞其間。

　　每個月有一天，監獄會邀請派出所、司法所、社保中心、銀行的工作人員穿著制服，戴著工牌出現在高牆之內，回答服刑人員關心的問題，提供咨詢幫助。

　　周斌說，像這樣的教學方式叫“類社會化管理”，也被民警和服刑人員稱為“模擬人生”。通過模擬與真實社會相仿的情景，讓服刑人員提前感知外界社會，減輕回歸社會的陌生感和恐懼感。

　　模擬的身份証能在自助售票機上打印出火車票﹔如果想去銀行取錢，要先去一旁的取號機取個號，然后等待叫號。

　　常人看來的普通技能，對於在監獄生活十幾年的人來說，足以構成壓力。監獄裡不能攜帶手機，管教民警就把微信的使用方法一張張截圖，制作成PPT，給犯人們播放。監獄還會定期開展“時事大講壇”，“藍瘦香菇”這些詞，是王淼新學到的。

　　王淼的眼睛很大，圓圓的，面白，他說是太陽晒得少所致。他的臉頰下陷，嘴唇漏風，頭發支棱著，像是胡亂剪的。

　　說起因何入獄，他像談論午餐吃了什麼一樣稀鬆平常，“虛開增值稅發票罪”，“判了兩年半”。他早前開了一家汽配公司，清晰地記得手底下管著60人。

　　但很多事情是記不起來了。隨身攜帶的最寶貴的東西是這些年的通信和一張全家福，照片帶著過去的烙印，但笑容是超越時間的。他忽然指著兒子衣服上的大嘴猴圖案問：“這個猴子叫什麼名字？我忘記了，很有名的。”接著，又十分認真地問：“現在流行什麼發型？”

　　踏上“新生之路”是令人興奮的。一同釋放的還有4個人，拿著釋放証，表情輕鬆。路的另一頭同樣充滿期待，王淼的家人正等在6道門之外。

　　隔著十幾米，王淼看到等候在欄杆外的妻子、小舅子和朋友，昨天他說，自己淚點低，這個時刻可能會哭，但今天他忍住了。他先前囑咐妻子不要帶兒子來，“怕給小孩子留下心理陰影”，也不要開自己的車，“怕晦氣”。之后，他還會去跨火盆、燒香，急切地與過去作別。

　　流傳下來的規矩有很多，比如出獄那天的早飯一定要吃，取意“不欠牢飯”﹔有人在走之前把杯子摔得粉碎，希冀一輩子不進牢房。“你高考完撕書是什麼心情，他們就是什麼心情。”五角場監獄出監監區的教導員韓磊說。

　　王淼快速走向親人，轉身向管教民警說了聲“謝謝”后，就和家人匯入人流，像水消失在水中。

　　比身體記憶更深的記憶

　　新生的腳步從這裡重新開始。按照常理，所有人都會盼著盡快踏上這條50米的路，步伐輕快。事實卻並非如此。

　　有人排隊走向大門時，踏著奇怪的步子，僵硬地擺動雙腳。牢獄生活已經讓身體形成記憶。

　　出來一年半以后，身體裡的鬧鐘每天5點50分准時叫醒宋建國，因為6點整是監獄開封的時間。在交談的幾個小時裡，他不停地用手擦拭桌子，這也是在裡面養成的習慣——時刻搞好個人衛生。

　　“痕跡很難抹去了。”韓磊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出獄的人很想把監獄忘記，卻難以擺脫。被叫到名字，他們會脫口而出，“到！”與朋友吃飯，不說在幾號包房，而是“幾號監”。有人睡覺必須開著燈，否則長夜難眠。

　　電影《肖申克的救贖》裡，老布魯克決定在出獄后懸梁自盡。他被囚禁了大半生，自由的世界讓他不知所措，他還曾試圖通過傷害獄友繼續留在監獄。在重新獲得自由以后，他果真吊死了自己。

　　老布魯克的形象一直在宋建國的腦海中頻現，看電影時，宋建國對主人公的印象寥寥，但為配角老布魯克留下眼淚。

　　他記得摩根·弗裡曼扮演的老頭，在老布魯克死后談到，監獄是一個體制化的場所，一開始你恨它，它剝奪了你的自由﹔接著你會慢慢地習慣它，熟悉它﹔最后你會離不開它，離開它你將像老布魯克一樣不知所措。

　　出獄的宋建國有時覺得，還是裡面好，“什麼都不用操心，隻要努力完成每天的改造任務，裡面對每個人都很公平。現在一切要靠自己。”

　　宋建國今年57歲了，由於詐騙罪判刑7年10個月，因為表現好減刑了11個月，又獲得一年半假釋。

　　出了監獄的大門，生於上海長於上海的宋建國好像丟失了方向，他乘地鐵坐反，走在街上迷路。

　　不少犯人出獄前都會為將來的不確定性惴惴不安。王淼在出獄的前一天說，很怕“自己成了386（電腦CPU），人家都是酷睿，跟別人溝通就麻煩”。

　　不少釋放人員像一片沖擊拍打岸崖的怒濤，至今未從時代的頑石上散開。甚至有的小偷出獄后干起老本行，偷完電動車去加油站加油﹔還有人看見別人用耳機打電話，以為在聽音樂，伸手就去偷手機，被發現后一臉錯愕：“手機不貼著耳朵也能通話嗎？”

　　身體上的牢房記憶尚且能夠接受，但人們思想上的變化太過迅速。黃浦江畔正在生產全球最貴的夜景之一，京滬高鐵1秒行進超過100米，人們觀念上的變革，恐怕還要迅猛。

　　宋建國對於現在和未來毫無把握，但也得硬著頭皮去適應。現下流行同學聚會，他很想去參加，但又很怕去。“別人可以很肆無忌憚地瘋，卡拉OK，唱啊鬧啊，我瘋不起來，我很傻地坐在那，好像沒有這種心情。”他仍在努力擦著沒有灰塵的桌子，“這種開心的事輪不到我，快樂不該屬於我。”

　　那種對人群的疏離感，邊緣的氣質，不自覺地一遍又一遍地重復著“我是一個局外人”，在燈光閃爍的KTV，他正努力駛向現代生活，但又被自己所困。

　　他也怕別人戳脊梁骨，“他開心個什麼勁兒”。宋建國時刻提醒自己，不該興奮。以前監獄裡有句話：你是什麼人？這是什麼地方？你是干什麼的？現在，他做什麼事之前也習慣先想想這句話。這種拘謹的狀態，像從監獄裡帶出來的標記，永遠附在他身上，令他不得自由。

　　出來后的兩周之內，王淼喝醉了4次，“苦呀。”他說。

　　“出來了還苦？”

　　“酒苦呀。”他回答。

　　“我沒有叫爸爸的習慣，你不要計較我。”

　　服刑人員通向這段路的時間可能是幾年、十幾年、幾十年，而走完它，有時甚至需要更長。正如“新生之路”盡頭的那幅家人照，親情總是最強的牽引力。

　　宋建國的女兒上大三了，頭發染成黃色，打扮又酷又新潮。女兒去接他出來那天，別別扭扭地喊了聲“爸爸”，就低頭玩手機了。“不像別的女兒跟爸爸出去玩，很親昵地攙著父親的胳膊。”

　　“她到現在叫我‘爸爸’兩個字的時候，都很別扭。”宋建國說，即便同處一室，女兒想跟他說話，也要通過媽媽轉達“你叫他把這個遞給我”﹔出門去同一個方向辦事，一路上可以不講一句話，到終點互道一聲“再會”﹔微信上他噓寒問暖，總是以女兒的一串省略號結束對話。

　　他問起女兒找工作的事情，女兒說：“找什麼找，到時候看咯，公務員又不好考的。”

　　女兒對他說，“我沒有叫爸爸的習慣，你不要計較我。”

　　“她氣我嗎？還是有吧。”宋建國像是自問自答，“但內心還是親的，表面上有隔閡。”他說高考那年，女兒還把錄取通知書復印了一份寄到監獄裡給他看。

　　王淼出獄的第一天，兒子一整天沒跟他說話，一直忍住沒哭的王淼終於崩潰，“模糊地望去”兒子長高的身形。

　　韓磊曾遇到一個讓他印象深刻的犯人。他服了6年刑，竟然完全瞞住了女兒。他不讓妻子來看他，怕耽誤了照顧女兒的時間。妻子打電話，無意中說到“在裡面照顧好自己”時，他會突然怒斥“裡面什麼裡面，女兒聽到了怎麼辦！”

　　他一直騙女兒在外出差，當時已快出獄，但並不知道確切日期，隻能跟女兒說回不回得了家，要看買不買得到車票。女兒在電話裡十分想念爸爸，說自己攢了很多壓歲錢，給他買飛機票，讓他回家。后來出獄的日子終於定了，民警要通知家裡，他很怕女兒接電話，6年的謊言功虧一簣，韓磊跟他說，如果是女兒接電話，就說自己是他的朋友。“他當時聽完兩眼放光，問我‘真的嗎？’”

　　仍然身在監獄的李志遠刑期還剩兩個多月，春節注定要在監獄裡度過。他已經40多歲了，坐了4年牢，“我覺得一個人最輝煌的年齡就是30到45歲，自己剛好，沒了。”

　　監獄裡有各種悲傷的時刻，有人正在專心地干活，忽然被叫了出去，回來時臉色煞白，手中攥著一張離婚協議書。

　　但見親人仍然是監獄裡最有盼頭的事情，每月一次，服刑人員總是提前半個月就開始准備要跟家人說的話，甚至因為想說的太多，半路忘了。最落寞的莫過於等了一個月，卻沒盼來親人。

　　李志遠上個月見到家人，黑發已轉白，“坐在玻璃對面一句話不說，看著你流淚。”

　　他想起奶奶就揪心，奶奶83歲了，打電話回去，她已不能聽見。他由奶奶帶大，奶奶說等不及他給送終了。

　　他不敢喝茶和咖啡，最怕晚上時間空下來睡不著，尤其逢年過節，他盼著自己每天都能倒頭就睡，一覺到天亮。

　　韓磊說，監獄一般“不玩煽情”，怕他們情緒激動，“但春晚還總是煽情。年關年關，別人過‘年’，我們過‘關’。安全是監獄工作的底線，我已經在監獄裡陪犯人一起連續過了8個除夕了。”

　　踏上“新生之路”以后，王淼說自己“出了關”。他剛進監獄的頭兩個月瘦了12公斤，別人跟他開玩笑說，監獄裡作息規律，堅持勞動，身體應該很好才對。他慘笑一聲：“身體好壞是跟心情相關的。”

　　孤獨，沒人可以交心，第一年中秋，王淼和獄友們像小學生一樣“排排坐”，看不到月亮。出獄后，他腦中總鑽出一個畫面：一個人隻身站在偌大的操場上，周圍空蕩蕩的。

　　他在出獄的第二天買了10張明信片寄給裡面的人，每張都寫了“新春快樂”。“裡面很孤獨的，他們看到這四個字都會很開心。”王淼說，送他毛筆字的獄友，7年前的一封信，破損得不成樣子了，還時常拿出來給他看。還有人囑托他出去之后務必去一趟自己的老家內蒙古，幫他拍一張女兒的照片。

　　“有人抻著他，就不會想不開（自殺）。”許冬是五角場監獄心理健康指導中心的主任，中心每個月要接待六七十名犯人，新買的面巾紙一個月能用掉大半包。“他們的經歷一般都比較復雜，你了解他們的經歷就能理解他們為什麼會走到這一步。”

　　對於出監犯人來說，能否被家人接受一直是懸在心中的一塊石頭。有個71歲的老頭，因為性侵村裡女童進監獄，想要保外就醫，家人死活不同意，“他在裡面我們都低著頭，怎麼能讓他出來？”

　　有人年輕時無所畏懼，人稱“教皇”——被送了13次勞教，“無期徒刑分期吃”，老了忽然感慨一生一無所成，到頭來什麼也沒得到。韓磊見過最長服刑時間是21年。他出獄時，賴以生存的空間早已不在了，“父母過世，妻子離婚，以前身強體壯，現在是個小老頭子。”

　　可無論怎樣，這最后的50米都是令人神往的，因為50米外就能觸摸到親人。十幾年前，有個犯人的母親，從四川一路討飯到上海，母親把討來的58元錢存到了犯人兒子的“大賬”（相當於服刑人員的銀行賬戶）上，監獄工作人員勸她留一點自己用，萬一回去討不到飯要挨餓了。那位長途跋涉的母親在窗口前猶豫了許久，思來想去，最后留下了50元，揣著8元走了。

　　也有人從安徽白茅嶺監獄徒步走回上海，省下監獄發的路費，正值寒冬，他睡在賣菜的石板上，就為了攢錢重新開始。

　　許冬有一次通過沙盤觀察犯人的心理，那個犯人擺放了房子和人，最后卻在中間劃了條河，形成阻隔。

　　“他覺得最對不起的是家人，他對家人能否接受他感到不自信。”許冬和他的同事還會模擬犯人回家后被拒之門外的場景。“要讓他們知道碰到這種場景該怎麼跟家人溝通，消除心中的不安。”

　　“別人拿大學畢業証，我拿刑滿釋放証，誰會用我呢？”

　　五角場監獄幾道嚴實的鐵門、高高的大牆和鐵絲網分隔了兩個世界。內部是400多個民警，1600多個犯人，道路平坦。中間連著家人，像強力的磁鐵拽人上岸。但50米的路外，是崎嶇之路還是坦途，家人們心裡沒底，社會卻在希冀。

　　心理咨詢師許冬說，犯人們從這個世界，走向另一個世界前的焦慮，一是源於家庭，另一個就是對在社會生存的恐懼。

　　“別人拿大學畢業証，我拿刑滿釋放証，誰會用我呢？”

　　宋建國剛出獄時遇到熟人，不知道他情況的，他就謊稱去外地打工﹔知道他情況的，也不多問，有的客套一下，握握手，“蠻好蠻好，有空到我家裡玩”，但也不留電話。宋建國自尊心強，他說自己從不主動找人要電話，“真朋友會留給你的”。

　　在監獄模擬實訓過程中，得知社保的一些手續要到原單位去辦，宋建國到了原單位門口徘徊了5次，也沒進去。最后實在忍不住打電話把曾經的熟人叫出來，約好第二天在門口等他，他不敢獨自進門。

　　“他們的自我評價過低，自尊又畸形地膨脹。”在監獄裡，一排犯人迎面遇到一個警官，向他打招呼，如果對方積極回應，犯人們會一個一個問好，聲音越來越響。韓磊說，服刑人員尤其需要肯定。

　　五角場監獄曾做過一個調查，關於刑滿釋放人員的就業選擇，韓磊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即便保潔的薪水遠高於保安，他們也喜歡選擇做保安，因為前者被人使喚，而后者能指揮別人。

　　最受刑滿釋放人員歡迎的工作，一是管理類的職位，二是自由度高的工作，像駕駛員、快遞和送外賣。

　　還在獄中的李志遠盤算過，出獄以后，承包十幾畝地搞種植，或者到外面做生意，要不就干養殖業。他三五天就有個想法，但總是很快被推翻。

　　在再犯罪率的統計中，服刑人員出獄后的頭三個月是犯罪的高發期，如果那時衣食無著，很容易回到舊的社交圈，可能引發再次犯罪。

　　路外的生活困難重重，充分運用好路這邊的日子顯得十分重要。

　　2011年7月，五角場監獄開始對臨釋罪犯開展出監教育，形成了“收、管、教、幫、評、訪”六項工作機制，目前已有近3000名臨釋罪犯走出了五角場監獄的鐵門，就業率86.2％。在監獄開展的“千人大調查”中，重犯率2.15％。周斌說，這大大低於沒有經過出監教育的人。

　　王淼在監獄裡的最后一天，民警幫助他演示監獄裡先進的電子系統，他刷了下胸前的番號卡——番號卡的背面是那張全家福——機器上顯示他的“大賬”上有多少錢，自己的獎懲分數——分數對他們來說尤為重要，當分數積攢到一定程度，能換取減刑的機會。

　　王淼的監舍在樓道的第一間。每一天，在監控室，民警會一刻不停地盯著32塊屏幕，掌控著整個監區的動態。“監控民警神經始終高度緊張，很多人都會失眠，睡不好覺。”韓磊說。

　　白天還好，畫面是有內容的，一到晚上，隻能看著犯人的睡姿、說夢話、打呼嚕。監獄的探頭裝有紅外幕帘，夜間如果有人翻來覆去睡不著，他的監控畫面會自動彈出放大。但更多的時候，民警只是緊緊地盯著畫面。

　　“最大的追求是能一直無聊。”韓磊說，監獄的工作就像在火山口，沒事的時候還好，一旦出事，那就是災難源。

　　他從業20年了，祖孫三代都是警察。他帶過1.1萬多名服刑人員，望上一眼就基本能斷定對面的人是第一次進監獄還是“老官司”，有的犯人看一眼后腦勺就能叫出名字。

　　韓磊和許冬都有以各自名字命名的團隊。韓磊開辦的“韓磊時政講壇”，每兩周舉行一次，結合當下時事熱點，針砭時弊，語言詼諧。“東冬工作室”有成員40多人，實行“坐診制”，開展對罪犯的心理咨詢。

　　“隊長，我救了幾百人啦！”

　　路兩頭的世界，談不上誰更復雜，誰更簡單。韓磊在監獄的工作中，曾遇到形形色色的服刑人員，他們有的對他而言只是個匆匆過客，無法留下什麼印象﹔有的卻是他要傾情相待、用心付出的對象。

　　汶川地震時，韓磊帶著服刑人員趕制救災帳篷，一個帳篷能睡16個人，他對他們說，“你們不要想著做一個得多少分，換多少錢，你就想，你做一個，就有16個人不會吹風。”

　　那次大家都干瘋了，帳篷很厚，有人把手劃破了，就拿封箱帶一裹，繼續干，有人在結束后炫耀，“隊長，我救了幾百人啦！”

　　在監獄工作久了，很多工作人員對復雜的人性理解更深。有的犯人一輩子吃了七八次官司，但仍有“人性好的一面”。曾經，一個盜竊犯對一個交通肇事犯破口大罵，“你是個畜生，你不會給人送醫院嗎？”一個搶劫犯把生命看得很重，如果看到有人落水，他很可能去救人，但說不定，救完人就把對方的手表擼了。

　　“監獄可以提供為罪犯鋪設重新回歸社會的新生之路，監獄民警的角色是指路者，但真正的改變關鍵還在自己。”韓磊始終認為，人可以被改造，但人隻可以被自己改造。他把獄警和犯人的關系比作“一個導游和一個陌生的游客”，“我告訴你這條路坎坷泥濘，那條路風光秀麗，至於你摔了一身泥還是拍一堆美照，那是自己的選擇。”

　　周琳是上海中和社區矯正事務所的工作人員，她的工作除了安置、疏導刑滿釋放人員以外，還會給社區服刑者進行每個月的集中教育。

　　社區矯正目前已經成為西方國家佔主導地位的行刑方式。很多專家的共識是，刑罰的目的是將社會人格不完善、不能正常進行社會生活的犯罪人再社會化，注重對犯人的改造、完善而不是報復。參與社會勞動，能讓人找回一些自豪感，“心理學上叫正強化，做了好事得到鼓勵，能形成好的習慣。”許冬說。

　　假釋中的宋建國正在參加社區矯正，“有些人根本不懂自由是多麼可貴。”他特別想當矯正師，“能夠用我自己的經歷告誡更多的人。”

　　“新生之路”延伸過去，是一片真正的綠色。五角場監獄是上海少有的留存於市內的監獄，它的身后是一座森林公園，種植著200多種樹，一年四季都有綠色。天氣好的時候，能遠遠地飄來嬉笑聲。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的宋建國、王淼、李志遠為化名）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