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澄波與文學山房 江山/攝

　　江澄波和他的舊書店都已經老了。

　　今年92歲的他無力繃住臉上的皮膚，原本寬闊的肩膀也一點一點向下彎，修書鑒書的雙手變得搖搖顫顫。出生於清光緒二十五（1899年）的文學山房舊書店也在慢慢萎縮。經歷過辛亥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炮火，書店在上世紀50年代因公私合營被並入國營書店，曾經恢弘的店面蕩然無存。

　　復建書店的時候，江澄波75歲。從那以后，他幾乎就沒有再離開過書店。

　　近年來，書店裡舊書“收得多，賣得少”，一天下來光顧的讀者加起來不超過20個，還多是老朋友。但他總是把書店比作城市的眉毛，“眉毛看似並不重要，但缺了它，五官再精彩看著也乏味”。

　　他想守住“城市的眉毛”，可是有時候，這條模樣古朴的“眉毛”也開始和“五官”不合了。新開的書店坐落於蘇州不甚繁華的小巷子裡，擠在摩托車維修店和茶具店中間。書店沒有大氣的門當石裝飾，連招牌也顯得過於缺乏特色——深紅色底板上鑲著黃色塑料字，“文學山房舊書店”幾個字還是從右向左地書寫著。

　　書店裡沒有裝幀精美的新書，隻有紙張泛黃的老書、舊書。一台電話機承擔了所有的聯絡功能，偶爾響起，老人都要小步快走地去接聽。計算價格時，一隻老式木頭算盤會在江澄波的手底下，“噼裡啪啦”地響著。顧客手機沒電了，在書店連個可以充電的插座都找不到。

　　在江澄波祖父的那個時代，江家的文學山房坐落於舊書肆集中之地，有著最寬敞明亮的門廳和藏書豐富的樓閣，“販賣舊書名聞東南，日以萬金進出”。門上挂的楠木匾額，是曾當過民國大總統的徐世昌為報答找書之恩，親筆題寫的。

　　熱鬧的時候，書店常常匯聚起全國各地前來尋書的文人。張元濟、顧頡剛、章太炎、鄭振鐸等都是書店常客。除了淘書，他們還探討學術。興致高漲時，江澄波的祖父便會邀請他們移步弄堂口的小飯店，促膝談心。即使日軍入侵蘇州前夕，幾百架飛機轟炸城區，這座文學山房依然堅持自己的一席之地。

　　出生於1926年的江澄波，從小就聽祖父說，清代一二品大員，隻能“到書店來看書，才能升官的呀”，要是跑到錢庄去，跑到花樓去，就會被老百姓罵貪官。

　　作為家裡長子，他被寄予著繼承家業的厚望。八九歲起，江澄波便要熟記《四庫全書》篇目、張之洞的《書目答問》，每本書最后一章和結句都要一字不差地背出，還要學習修繕古書的技藝。

　　他幾乎是摸著明版、清版書長大，自16歲起便跟隨祖父去各地收書。往往一收到消息，就要坐車坐船“連夜趕過去”，來回要好幾天，“過的都是流浪的生活”。但這些困難在江澄波眼中，比不上“懂不懂書”來得重要。

　　每次收書江澄波都跟“上考場”一樣。藏書的老先生拿一本書來，他要能識出是什麼時候的版本，承受住考問，才能得到主人家的藏書目錄。在民國老教授張天方家中，他將一部《震澤編》的來龍去脈講得絲毫不亂，得到了老學者的贊許，這到現在都是他最自豪的一段記憶。

　　但時局變遷迅速吞沒了一切，他的五個弟弟妹妹后來都考上了大學，從事了理工科專業，“成了工人階級”。隻有他和父親，在公私合營后進入國營書店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時仍然逃脫不了被打成“資產階級” 的命運。

　　2001年，長女和大兒子先后“內退”，兒媳下崗，而75歲的江澄波，也因為曾經工作的國營書店改成企業制，一個月隻能領到650元退休工資。那時候，江澄波第一個考上大學的孫女急需用錢，他才決定復建書店。

　　偶爾路過此地的游客，有的會好奇地打量一眼招牌，再透過玻璃門望一眼店裡。可是一覽無余的店面又似乎乏味了。泛黃的老書、舊書肩挨著肩排在書架上，還沒來得及拆封的就一捆捆堆在地上、桌子下。

　　逼仄的空間裡，書是江澄波唯一的寄托。在兒孫輩眼中，這個老人不愛下象棋、也不去茶樓聽評彈，書是唯一的愛好。

　　公私合營后，江澄波和父親一起進入蘇州市古舊書店工作，做的依然是和古舊書籍打交道的工作。走家串戶，還要時時准備去廢品回收站、造紙廠、廢紙堆中搶救差點要毀於一旦的古籍。他曾在洞庭東山造紙廠原料堆的牆腳處，搶救出了明末文人手寫的《恆軒詩稿》，說起這些，江澄波平靜的敘述中總是透著些驕傲。

　　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時，古舊書店整體並入新華書店，古舊書回收工作被迫停止。江澄波被組織安排去書店前台收銀，他有些哭笑不得地說，“平時摸書的手竟然要去摸錢！”

　　再之后，他成了當地4萬下放人員之一，帶著全家去了江蘇北部的農村。40多歲的江澄波第一次戴上草帽，背起棉花藥水桶，和農民一起下地做農活，落下了肩膀上的病。

　　唯一能和之前的老本行挨一點邊的，就是后來在下放人員辦公室管理檔案。但他依然保持著讀書人的習慣，不吸煙不喝酒，推脫掉當地人的應酬。江澄波不會騎車，每天早出晚歸，要在住處和辦公室間來回跑20裡路。

　　再度回到蘇州城時，停業已久的古舊書店恢復營業。當年被棄之如敝履的古籍被搶購一空，收購古舊書籍又成了熱門生意。搜羅到“好東西”，他會聯系早有交情的各地圖書館、博物館或檔案館，幫他們牽線搭橋，“讓地方文獻回歸到地方”。

　　在他看來，特別是地方志，隻有回到了本來的家鄉，才能受到尊重和理解。即使現在開了私營書店，他仍是這套作風，“還是老思想”。

　　重新操辦祖輩的書店時，他不敢挂上老牌子，“怕被扣一個復辟資本主義的大帽子”。老人將“文學山房”的“學”字改成吳語諧音“育”字，直到2012年，才把名字重新改了回來。

　　初開張時，家裡的古籍藏書都已蕩然無存，當年文學山房的楠木招牌，連同所有的古籍，被作為“生產資料”歸進倉庫。倉庫地板壞了，這塊招牌被刨去字補地板，“現在連倉庫都沒有了”。

　　江澄波依然在努力拾回昔日的榮光，他保持了舊書肆的收書習慣，朋友或者陌生人打電話來，他總是拿個袋子親自上門去收書，身體好的時候，他還會出遠門，坐火車跑到上海、浙江。

　　相熟的顧客多是上了年紀的，定時來轉轉，推門進來，叫一聲“江先生”“老經理”﹔也來一些背著書包的年輕人，江澄波就會和他們聊聊天，問問他們喜歡什麼樣的書。

　　有時讀者遺憾沒找到心儀的書，江澄波就會從書店靠裡的書桌抽屜裡，翻出一張巴掌大小的紙，讓他們把名字和聯系方式記下來，自己顫抖著雙手記錄下他們想要的書，等有貨了再聯系。

　　在這家狹小的書店裡，隻要同時站著7個人，就能被堵個水泄不通。但更多的時候，書店門可羅雀，即使周末路過的游客多的時候，也很少有人往這多看一眼。書店的門大部分時間是合攏著的，陽光永遠照不進這件坐南朝北的小屋裡。

　　回想自己的往事，江澄波總是平靜得仿佛在敘述別人的家事，“真像是聽白頭宮女話天寶遺事”，接著陷入沉默，籠著手看著屋外人來人往。但談起和書有關的話題，這個92歲的老人突然又像斗士一般蘇醒。

　　他不滿於如今越炒越高的古籍拍賣市場，“一部書講千講萬，連大學教授搞研究都買不起了”。

　　2012年，看著顧氏“過雲樓”舊藏179種古籍善本的價格越炒越高，從來不懂上網的江澄波，讓家人在網絡論壇實名注冊，發表了一篇《給過雲樓藏書的競買雙方降降溫》，呼吁雙方對價格作出冷靜考慮。

　　沒過幾天有人打電話過來說，你不要斷了別人的財路，不然找你麻煩。一問他幾歲了，江澄波緩緩回答道“我已經87了”，對方“啪”地撂下電話，不再打擾了。

　　他保持著良好的作息，每天早晨6點起床，看《海峽兩岸》，9點來“上班”，下午4點半打烊，回家看完《新聞聯播》就睡覺，“比在公家上班還規律。”子女笑著評價說。

　　周末他也會讓家人幫忙看店，踱步到近處的古玩廣場，淘點舊書。可是轉一圈回來，他忍不住向女兒抱怨，賣的書越來越不盡如人意了，擺攤的人都進了工廠，拿著一天200元的工資，“比賣書賺錢多了”。

　　江澄波希望下一代能把書店運營下去，可是他也不得不承認，他們最多隻能從事修繕工作，卻再也無法達到如他般的鑒定能力。兒女們在他記誦書目的那個年紀，跟他“過著苦日子”，沒有人會重視這項“不合時宜”的能力，黃金年代就被錯過了。

　　16年來，江澄波給自己定的規矩是，一年隻休大年初一、初二兩天。隻有5年前的一天，他因突發心肌梗塞，在醫院住了3周。孫輩都已經工作，成家立業，家人勸他別再開店了。但江澄波還是回到了自己的舊書店。

　　3年前，陪伴他一生的老伴患癌症去世了，江澄波更是把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都投注在店裡，“我說人家是借酒澆愁，我是借書澆愁”。

　　有人問江澄波會把這個書店開到什麼時候，江澄波笑了起來，“當然到生命的終止的時候”。

　　下午4點半，大兒子來接他，江澄波起身，把書店的玻璃門鎖好，按下防盜卷帘門的開關，鐵門緩緩落下，將書與外面的世界隔斷。

　　他緩緩地走到前面的一個拐彎處，轉過身去，消失在狹窄的弄堂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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