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闻报道看，这些年教师似乎越来越弱势了。“学生群殴老师”的报道层出不穷，连家长也不再毫无保留地和老师站在同一边。在师生冲突中，教师颜面扫地，动辄得咎。针对这种情况，近年来，不光教育主管部门强调教师对学生的批评权，社会舆论也普遍呼吁教师拾起自己的尊严，甚至主张将体罚合法化。

　　种种讨论不能忽视的大前提是：师生关系正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折。传统的师生关系是单向的，教师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师道尊严”正以这种权威为基础；在师生冲突中，不管是不是学生先挑事，教师感觉到自己的尊严受到了冒犯而“还击”，是让冲突扩大化的重要原因。而现代的师生关系是双向的，教师不光要接受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反馈，还要积极参与到双向互动中。

　　韩愈在《师说》中指出：“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这种现象说的是当时的“手艺人”“技术工作者”有着良性的师徒关系，而“士大夫”即知识分子阶层的师生观被扭曲了，韩愈在文中还提到官职接近、年龄类似的知识分子之间不能形成师生关系。换言之，老师的权威并非来自于知识本身，而来自于职级、辈分这种与身份相关的东西。

　　理学兴起以后，韩愈所批评的这种师生关系进一步固化，以至于在科举体系中，哪位考官让你上榜，你就与哪位考官建立了师生关系，这种关系有时候还成为门派关系。哪怕经历了宣扬“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师生关系仍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尽管师生之间不再有变相的人身依附关系，但是学生对老师关系的确立仍然依赖于一种对人的信奉，而不是对知识的信仰。教师被塑造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不是简单的知识的搬运工。

　　这种关系，在知识的垄断时代或许能够长期维系，但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学生知识来源已实现多元化，教师在知识传播中的地位已明显下降了。即使是10岁左右的小学生，也能够熟练地利用互联网搜索信息了。如果说过去教师的尊严来自于对知识的垄断，那么现在随着垄断被消解，教师必须从另外方面确立自己的尊严——比如教师所掌握的专业教学技能是无法被取代的。

　　教师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关系也在发生转变。传统上，教师的身份是亦官亦学的，现今人们批评的教育行政化可视为这种传统的残留；但是，现在教师更为人认可的是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份。有人甚至把接受教育视为一种特殊的服务关系。在义务教育阶段，政府向纳税人提供了教育这种服务，教师是这种服务的执行者。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中，不仅学生对教师不是无条件信任，包括家长在内的所有社会群体也不再视老师为尊。

　　教师的自我认知也在发生变化。在过去教师是“贤者”，至少是公众认可的精英力量。而现在中小学教师早已摘掉了精英的帽子了。师范类院校不能吸引最优秀的生源已是不争的事实。教师群体自身也认为自己所承担的责任是有限的，遵从上级规范完成教学任务已让教师感觉到疲倦，那种传统的无限责任更是不可承受之重。而在城市和部分乡镇地区，一些学生家长觉得自己比老师更懂教育，事实可能也是如此，这加剧了教师的心理压力。

　　师生关系的转变意味着教师要“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教师最核心的技能仍然是传播知识的技能，不管学生有多么强的自我学习能力，不管家长接受过多么精英化的教育，教师作为专业的知识传播者的身份是无法取代的，这是教师必须坚持的“有所为”。这要求教师掌握过硬的职业技能，不做教材和考卷的盲从者，而以独立的意志传授知识。

　　教师的“有所不为”体现在不能过度干涉学生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性。前段时间在江西省铅山县发生的一起师生冲突就属于教师教育权的越界——学生未喊“报告”进入教室而被老师脚踹。且不论这种体罚明显违反法律，进门喊报告的“规矩”就有必要改改，这不仅会让学生感觉到一种身份的矮化，还会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干扰本来正常听课的学生。

　　健康的师生关系基于双方的理解和认同。事实证明，死守师道尊严往往让本来就不太和谐的师生关系更为恶化。教师坚守自己的专业价值，才能让学生更信任，至于对那些“越界”的学生，则需要法律法规和学校规范的强有力约束和制裁，让教师脱离不能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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