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村里来了一群年轻人

程盟超

2016年11月16日08:45  来源:中国青年报
 

  刚刚过去的十月,十里八乡的人都觉得牟昌非出尽了风头。

  在自己的家乡山东潍坊牟家院村,牟昌非举办了一场持续3天3夜的乡村艺术节,为此请来了北京京剧院的创作主任,香港知名剧团的艺术总监,前前后后70多位艺术家的足迹留在村子的泥巴地上。

  看起来怪里怪气的演出让这个没山、没水,秋风一吹就光秃秃一片的村庄一下子就看起来不一样了。来看戏的上千号外地观众,总共开了百十辆车,“历史上从没有这种盛况”,电视台也派了摄像团队全程跟拍。村小老师说,整个十月,孩子的QQ空间里转发的基本都是戏剧节的内容。有精明的农户,去演戏的地方卖烤玉米,一下午就卖了过去一个月的量。

  但牟昌非越看心里越堵得慌。他办戏剧节,就是想要通过现代的戏剧,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吸引回日益衰败的乡村。

  他特意将戏剧节的时间定在国庆假期,结果整整3天,本村青年没出现几个。住在村里的哥们儿也气呼呼地讲,昌非的不少同学事前都答应帮忙,可真到日子,全部都说“有事情”,“可能还在背后看笑话”,来帮忙的没几个。

  村东头的泥巴地上,广州肢·觉剧场的当代先锋戏剧演员穿着纱衣纱裤在地里翻滚,用夸张的肢体重现村里当年祈雨的场景。身边围绕着的,是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电子乐。

  为了让村子里的人看得懂前卫的舞蹈,城里的演员提前一周驻村调研、创作。演出那天,坐在角落里的老婆婆看得出神,听到唱了几十年的祈雨歌谣,眼泪一下就滚了出来。围观的妇女却一边用花棉袄把自己裹严实,一边指指点点,“这群小年轻,真抗冻!”

  人们甚至不明白,牟昌非为什么要搞这么个艺术节。在大多数人眼中,他从镇里的初中,读到区里的高中,再去城市读大学。回到老家所在的潍坊市,也都是待在美术馆、工作室干些“有文化的活儿”。

  他曾经念叨着“村子回不去了”,发誓哪怕贷款也要五年内在城里买房,连想念他的父母,也很少对他说“回来看看”,大部分时间都是嘱托“好好在城里干”。

  家里的脆弱只会在不经意间暴露。去年秋天回家帮父亲卖梨,牟昌非在乡间小道颠簸了好几天也找不到销路。最后,崩溃的牟昌非只能“贱卖”,整车梨只换出几张薄薄的票子。父亲叹口气,一点都不意外。

  其实爷俩都清楚,村里真正赚钱的是种大棚。 “两个人搭伙,一年赚二十万元没问题,车子房子都有了”。上世纪90年代村里就有一批男人出去考察,知道这是个出路,就是太累,不是年轻人干不了。

  当爹的一度把希望寄托在牟昌非身上,他拒绝了。整个村都没几个年轻人愿意继续面朝黄土背朝天,做这些机械、繁重的农活。

  牟昌非说,“哪怕我们自己都觉得,‘庄稼人’不是职业,而是身份,一个不体面的身份。”他想不明白“自己的家乡,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他发现,即使是周末,村里也难见几个后生。过年时,在北京、青岛务工的男人总是宴席上的主角,被众人称赞,正月里的牌局也绕不开“组团出去赚钱”的话题。过完正月十五,村小总会又少几个孩子,都跟父母转学去了外地。

  小时候热热闹闹的村子,如今只剩下瘫坐在路边晒太阳的老人。牟昌非记得,自己“小时候偷鸡摸狗,被大人追着满村跑”,可是如今他也发现,这些小时候让人敬畏的面孔,“瘦得像根柴火杆”,甚至和生人说话都带着乞求的语气。

  “庄里剩下的人都怎么过?”牟昌非意识到,这个只剩下老人的村子如果没人在乎,早晚会塌掉。

  他想到用戏剧节把年轻人吸引回来,哪怕就多看一眼。牟昌非和父亲为此把自家梨园开辟成了舞台。想不到,这场玩闹似的活动如同石头砸进水面,“一下就起了波澜”。

  今年春天第一季,表演当天下着瓢泼大雨,百十个观众打着伞踩进泥泞的土地里。五亩半的梨园里,树和树之间都塞满了人,雪白的梨花被挤得落了一地。从农村走出来的老板单刀直入地问,“秋天还做不做?需要钱和我说。”

  参与、帮助的人多了,牟昌非在这泥巴地里越陷越深。他开始设想,乡村戏剧节能不能作为一场改革,在举办的过程中完成乡村建设。最关键的是,让村里的年轻人看到,可以把村子建设得像城市那样有吸引力,而不是一味逃离故土,好的坏的都抛掉。

  村里的老百姓并不理解牟昌非的这些想法。他去敲乡亲的门,问能不能容几个演员住宿洗澡。有人干脆地拒绝,还有人起初答应得好,可真安排演员去了,女主人却把演戏的小姑娘堵在浴室里要钱。

  类似的麻烦多了,牟昌非给每户帮衬过自己的人家都送去一箱梨,结果把自家五亩半梨园摘了个精光。

  “乡亲们可不觉得你要改变村子,就是大家的事,热心帮你都是看个人的面子,人情全都记在账上。”牟昌非说,一场活动,把父母积攒下来的,自己将来结婚的人情都用光了。更多旁观的村民觉着,“哪怕忙到半夜,那也是他自己的业绩。”

  戏剧节开幕那天,演员穿着纱衣纱裤,在三轮车上搭起人墙,穿行在牟家院村的大集上。最高处的年轻小伙一边挥舞红旗,一边用唱腔喊出“有戏!有戏!”激起四面的鼓掌叫好。可是很快,农妇突兀的叫骂声追了过来——哪个穷鬼住俺家弄坏了俺家淋浴喷头?

  来自北京的演出者在镜头前毫不讳言,“我感觉现在是对村民的一种打扰”。广州肢·觉剧场的负责人孙国富在一场夜宵后也承认,在村里住了十天,换了七户人家住,行李箱压根没敞开过,有种“无家可归的感觉”。

  所有这些话,牟昌非心里都明镜儿似的。他还知道好多乡亲怀疑自己借此赚了钱。他从来没为此辩解过,反倒是朋友经常为解释这事搞得面红耳赤。

  “他总是安静干活。”孙国富说,牟昌非并不是很喜欢用言语去阐述自己的理念。

  在乡村戏剧节之前,牟昌非就试图通过找老人记录口述历史,来挽救村子残存的记忆。他听过有老人讲过去如何挨饿,坐月子只能吃树皮,肚子疼得路都走不了,也听过有人哭诉无儿无女,没人养,80岁也只能问侄子“讨饭吃”。

  时间长了,苦难越听越多,牟昌非一度感到崩溃。村里有个麻风病老人,双目失明,退休工资被克扣,住着漏雨的破屋。认识牟昌非后,指望这后生帮他讨公道。没办法的牟昌非每次回村,都不敢从老人门前经过。

  类似的经历,让他感到罪恶,“就好像我发现你有伤口,吆喝所有人来看,一边看一边扒开它,给人展示,却压根治不了”。牟昌非说,乡村问题已经暴露够多,真正能去解决的没几个。他感到自己一个人没能力,必须招呼其他年轻人。

  戏剧节最后一天,牟昌非原本的计划是把村民和演员聚在一起,搞个“乡建论坛”。可到了点,一个村民都没来,牟昌非和村长着了急,这才叫来几个村里大户。尴尬的是,演员讨论得热火朝天,村民却一言不发。有人临走时甩下一句,“忙活半天,能帮俺们多卖一斤粮食吗?”最后,村民走了个精光,留下一堆“城里人”面面相觑。

  好多村民指望着发展乡村旅游,因为“来钱快”。牟昌非总拿乌镇戏剧节给他们讲道理。“乌镇是什么地方?好山好水!咱们这有啥?”在他看来,旅游是个锦上添花的事,没法雪中送炭。对于中国大部分普通村镇,这条路不好走。

  最近他联系设计师,要把村里的几座老屋改造成 “演员宿舍”,原则就是“用村里材料布置,让大家看看平房可以和城里高楼一样舒服”。

  “村里发展起来,也有未来,有城里吸引人的那些东西,可前提是年轻人肯在自己的故乡停留,别自己都觉得城里比农村高一头。”他想着。

  但是,戏剧节里几场戏过于抽象,老头老太太在散场后对牟昌非说,“咱们农村人没文化,看不懂你们城里高端的东西。”

  他只能拜托参演团队,今后到村里演戏,要尽量演老百姓看得懂的本子。最好在庄里多待段时间,和乡亲们深入接触。

  牟昌非不知道何时才能得出自己预想的实验效果。放眼望去,还在村里的同辈,都把离乡进城当成梦想。有的人家,家里有了小楼和轿车,还要每天夜里跑到隔壁县,在大棚里摘整夜的菜赚三百块钱,就为攒钱在郊区买套房。牟昌非试着问过,为啥条件这么好还要拼命在城里买房?回答很简单,“孩子还是得上更好的学”,噎得他说不出一句话。

  他苦笑着说,村里的年轻人去城里卖保险,跑销售,至多晚上回村睡个觉。还有年轻人在市里谋到了保洁、领班类的职位,那就等于在城里扎了根,算是“成功走了出去”。这种情况下,“梁漱溟他们一辈子都没解决的问题,我能做好吗?”他忍不住自顾自嘟囔一句。

  最后的答案只能是“交给时间”,他想或许戏剧节一届届办下去,就会有效果。

  可是,真的有那么多时间吗?牟昌非每每带人走在村里最中央的那条马路上,都要指出那些砖已发黑,藤藤蔓蔓几乎要遮盖墙壁的破败老屋。

  “看,只要老人一走,这些屋子就再也没人来过,再也没人来了。”

(责编:史雅乔、李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