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17日，河南省安阳市安阳县，一家留守儿童托管班中，3名女孩在扎辫子。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赵迪/摄

　　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阿吉，13岁，苗族，四年级，她的家庭条件在村里算不错，家里愿意供她读书。周岗峰/摄

　　9月9日，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留守女童在讨论作业。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婷舒/摄

　　魔鬼精心挑选了那些最易下手的目标：宁夏灵武市，一位白发丛生的幼儿园教师去年被发现性侵了12名幼女，其中11名为农村留守儿童。湖南攸县，一名小学教师在过去3年里猥亵了班里的大多数女生，几乎都为留守儿童，举报者说，他“专门欺负”父母在外打工的女生。

　　在整个中国，过去一年差不多平均每天都有一起性侵儿童事件被公开——发布这一数据的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强调，统计是不完全的，在信息不畅的农村社会，性侵很难被人发现。

　　“女童保护”基金负责人孙雪梅解释：“在城市里，大众媒体比较多，司法覆盖也更完善，而农村资源和渠道都更加匮乏，家长也许觉得家丑不外扬，所以农村发生这类事件更隐蔽，更不容易让外界知道。”

　　青少年教育专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陆士桢说，留守女童受到性侵害问题已成为当前中国引起广泛关注的突出社会问题之一。她呼吁，今天在重视留守儿童生存发展困境的时候，要特别重视留守女童这个庞大群体，不仅是从现存社会问题的视角，还要从“未来中国发展”的视角。

　　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强劲经济成长，以及这种模式下举世罕见的人口流动。这种模式的副产品，就包括那些因父母在外谋生、无法举家迁徙而缺乏监护的留守儿童。根据2016年最新摸底排查，全国有902万名得不到双亲监护的留守儿童，其中36万名无人监护。

　　一些研究者认为，在弱势的留守儿童群体内部，女童属于更为弱势的群体。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和她的同事研究发现，留守女童的自我接纳程度显著低于留守男童，表现出外显性攻击行为和内隐性攻击性情绪的比例都高于男童。

　　“留守女童是留守儿童中的弱势群体。”2004年开始研究中国留守儿童问题、出版过国内第一本留守儿童研究专著的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叶敬忠教授说。

　　不少受访者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由于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当父母只能选择将一个孩子带在身边抚养时，被选中的往往是男孩。她们感到自己被遗弃了。

　　隐形人

　　在那些有关“遗弃”的故事里，恶性事件更易引起外界注意。

　　2012年3月27日，四川大竹县一位农妇将兑了白糖的农药“百草枯”灌进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嘴里，自己也喝了下去。

　　她此前曾与丈夫多年在外打工，孩子在老家留守。后来，她回家照顾孩子，常在电话里对千里之外的丈夫说，带孩子太累了。

　　那位丈夫百思不得其解：他背井离乡出门赚钱，绝大部分收入都寄回了家，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而宁夏灵武市教师性侵幼女事件的暴露极其偶然。一个女孩跟同伴拌嘴时说：“你跟老师亲嘴，他还扒你裤子，我要告诉你妈妈。”

　　“幸运”的是，这段争吵被一旁的成人听到了。

　　绝大多数的痛苦和伤害没有那么剧烈，甚至是隐藏的。上海白领李雪给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看了她手臂上分布的细小刀疤。她少年时代曾用自残这种方式发泄，直到读高三时才停止。

　　“那时候心里难受没地方发泄，又不敢或者不知道怎么反击，就只好怪自己。”她说。

　　她长期跟随外祖父母生活，最长的一次有4年没与父母见面。与很多留守家庭一样，承担隔代监管职责的外祖父母最多同时抚养9个孩子。那段生活，她认为在“物质上是满足的，但是心理上很孤单”。她几乎每天都对着日记本倾诉。

　　她偶尔与父母通电话，爸妈说得最多的是“好好学习”——“好像除了学习就没有其他事情可说了。”

　　“我们这种孩子就像大海中的孤舟，没有方向，任凭风吹雨打。”上大学后，李雪在主题为“我有一个梦想”的一次演讲中总结。

　　她的梦想是，自己的孩子不要像自己那样，成长的路上那么孤独。她说，如果有了孩子，“一定要带身边”。

　　尽管如此，她仍表示自己属于“很幸运的”。她曾在父母身边待过两年，而她的表弟表妹中，有的就从来没在父母身边长期生活过。

　　“小时候觉得没有人关心，是一种很恐怖的情感体验。甚至觉得世界很冷漠，没人爱我。”26岁的艾琳记得，她读小学时，期末考试结束的当晚，客运站就会迎来高峰，因为很多小孩从那天起会被父母带去大城市过假期，她是其中之一。

　　她在祖父母家长大。小时候她尝试过自杀，用头撞墙，撞了多次后因为太疼没有继续；她试过离家出走，最终觉得自己没能力生存，又“灰溜溜”跑回家；她还常跑到同学家里一连几天不回，也不给祖父母打电话。

　　她痛苦的根源之一是广东老家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观念。她清楚记得，有一年暑假，妈妈跟邻居打麻将时突然说了一句，“养女儿有什么用啊，都是送给别人家”。父母把她的哥哥弟弟都送到城里读书，唯独把她留在镇上的学校。

　　“有一段时间是为恨而不是爱去读书的。”她说，自己读高二开始发奋读书，就是希望能“摆脱现有的家庭环境”。

　　她的祖父母家同时寄养着几个男孩。男孩的鞋带开了，祖父母会帮他们系好，但没人管她。同在一起吃饭，男孩吃肉吃面条，她只能喝白粥。她还必须承担更多的家务。

　　2014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研究”课题组开展了一项调研，共调查四至九年级留守儿童4533人，其中52.6％是女孩。

　　调查显示，36.4％的女童在家经常干活，比男童高9个百分点。有63.2％的留守女童要洗衣，有35.2％的要照顾弟妹，比留守男童分别高25.9和14.7个百分点，也高于非留守女童。感到孤独的留守女童为42.7％，不仅高出留守男童6.2个百分点，也高于非留守女童6.7个百分点。

　　课题组成员张旭东副研究员认为，农村家庭中传统的角色期待和性别分工模式过早地传递给了儿童，女童早早开始操持家务，分担劳动负担。这给留守女童带来了更多的心理压力，这种压力与父母外出带给她们的心理影响叠加在一起。

　　在安徽调研时，她发现一个现象，公立学校女童多，而收费较高的私立学校男童多。她猜测，这是重男轻女的体现。

　　“重男轻女，在我们调查的所有村子都极其严重。”叶敬忠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没想到到今天还这么严重。”他的团队在国内不少地区调研过，从中明显看到，这些人对未来的希望还是放在男嗣身上。

　　他说，留守女童则因性别的原因产生更多的劳动负担，甚至承担“逆向监护”的职责。一个家庭里的男孩可以进城跟父母在一起，女孩则留在家里，洗衣做饭，帮家里干活，甚至照顾家里的老人。

　　一位匿名用户在问答社区网站“知乎”上倾诉，自己7岁开始煮饭，人还没有灶台高，踩在板凳上踮着脚炒菜。早起煮饭喂猪洗碗后再去上学，中午回家煮饭，晚上割完猪草再煮饭，经常没有时间写作业。作为一个女孩，“就像一个隐形人一样在家里生活”，多干活，少说话。

　　虽然已经16岁，云南女孩陈娟的个头只相当于城里10岁的女孩。她刚上小学六年级。因为她有一个小两岁的妹妹，家里人就让她“等”着妹妹一起上学，也为了能帮家里多干几年活儿。

　　从懂事起，陈娟便承担了家务活，她要拣柴、为祖父母做早饭、照顾弟弟妹妹。放学回来后要照顾弟弟。弟弟妹妹一旦生病，她就没法去上学。

　　甘肃的王运好则比同龄人早两年上学，当时她的父母急着外出打工，为了不给家里的老人增添麻烦，父母托关系把未满学龄的她送进了学校。

　　同学们从没见过她的父母，一个淘气的男生竟造谣说，她爸爸因为吸毒被抓到监狱里去了。

　　多年后，王运好依然记得这件事情的冲击。虽然班主任让那男生当众向她道歉，可她突然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了，开始刻意回避与父母有关的话题。

　　陈娟5岁起意识到自己与其他孩子的不同——她的父母不在身边，亲子沟通依靠每个月一通最长几十分钟的电话维系。想他们想得特别厉害时，她也会在电话里哭，妈妈总是安慰她说，过年就回去了。

　　而每到春节，父母回家，她光顾着高兴，忘了想对父母吐诉的委屈，等他们走了，那些委屈又回来了。

　　青春期孤独

　　对于父母，留守儿童表现出的情绪是复杂的。在回顾留守生涯时，知乎用户“王莫良”说，当老师教到母亲姓名里的字，自己会兴奋地告诉同桌。

　　25岁的汪姗承认，别人都说女儿是“贴心小棉袄”，自己完全没有这种特质。受留守生活影响，她不细致，也不贴心，不会表达，对人缺乏热情，不能很快与人熟络，总是给人冷漠的印象。

　　她6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她今年25岁，已婚。父母仍在广东，打工。

　　在留守儿童众多的湖南凤凰县山江镇，小学教师隆茂昌听到高年级女生诉苦：“在屋里只有我一个人，什么都要自己做——做的时候又不知道怎么做。”

　　隆茂昌所在的小学，个别低年级住宿生还会尿床，班主任有时要帮忙洗被褥。家长寄回的生活费，老师要帮着去邮局领取并代为保管、记账，因此很多老师随身备着账本。

　　在镇上多年从事留守儿童公益工作的中学教师吴建辉，也听到学生向父母赌气地说：“你打工回来才知道我已经长大。”

　　父母们缺席了这些孩子太多“长大”的细节。李雪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因为缺乏大人关心，自己以前都是用洗衣粉洗头，直到邻居注意到，教给她要用洗发水。

　　2016年9月，“女童保护”基金志愿者向126名留守女童发起过一次关于成长的问答，其中一个问题是关于月经初潮体验，得到了一些让人“恐惧、无助、无知和痛苦”的回答。

　　一个与祖父母一起生活的女童说，第一次来月经是小学五年级，吓得以为自己“快要死了”，甚至想先拿点纸塞住，第二天再去买创可贴止血。另一位女孩则回忆，第一次来月经时，恰好遇上母亲回家探亲。“我和妈妈之间关系很差，我第一次发现来月经后，也不想告诉她。但我没有卫生巾，就只能偷偷用她的。”为了不让母亲发现，每次用后她都用草木灰把卫生巾盖住。

　　艾琳告诉记者，当妈妈第一次跟她聊起月经的知识，她已经懂得很多了。“我知道，我知道，我都知道。”她这么回答。

　　她认为，在情感支撑方面，朋友对自己的影响最大，家人的影响很小。甚至在性方面，都是从朋友等渠道了解的。

　　据孙宏艳、张旭东等学者的研究，到了初二，留守儿童会把同学朋友视为最重要的社会支持来源，重要程度超过了母亲。

　　对非留守儿童而言，排在第一位的倾诉对象是母亲，第二位是同学朋友，第三位是父亲。而留守儿童的第一位是同学朋友，第二位是母亲，第三位是自己。46.3％的留守女童把同学朋友作为心里话主要倾诉人，比留守男童高10.8个百分点。

　　张旭东认为，留守女童来自同学朋友的支持高于留守男童，这种支持部分地缓解了她们的心理压力。这可能是由于女生心理发育更早，情感更细腻敏感，更渴望人际沟通。

　　与陈菊见面时，该课题组的调研员明显感觉到她的拘谨不安。这个17岁的四川姑娘说话时小心翼翼，双手一直绞着衣服的下摆。每学期的家长会上，她对应的家长座位都是空的。

　　在中学军训期间，陈菊遇上了迄今最好的朋友，对方也曾是留守儿童。平日里跟妈妈吵架，她也会对好朋友倾诉。

　　最让陈菊感动的是，在她生日前一天，班里一个同学组织全班同学给她写了祝福语，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她。那是她第一次收到那样“用心”的礼物。爸爸妈妈在她生日的时候，只是拿点钱给她，让她自己买点什么。

　　对12岁的甘肃留守女童滕云来说，上学甚至比放假更有吸引力。

　　“我比较喜欢上学，班上有很多可以一起玩的同学。”她对到访的学者说，要是能让自己实现一个愿望的话，她希望把我家搬到一个地方，一个离班里好几个同学较近的地方。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研究”课题组访谈过一个眼睛受伤的留守女童。问她想不想治好眼睛，她回答说“不想”。原因是，如果眼睛没有治好，爸爸妈妈就会定期陪她去医院，如果治好了，爸妈就不会回来了。问她知不知道“留守儿童”这个词，她表示听说过，“留守儿童就是孤儿，就是爸爸妈妈不要了”。

　　习以为常

　　叶敬忠的同事贺聪志副教授调研时，见过一个女大学生。女孩说，母亲打工回来后，想和自己一起睡觉，但自己怎么也不愿意，哪怕挨打也不愿意。

　　贺聪志原本是去拜访这个女孩的外祖母，意外发现其外孙女是曾遭到猥亵的留守女童，而家人并不知情。

　　她与老人聊天时，看到那位外孙女不时叹气，欲言又止。私下一问，得知她被村里一个比自己外祖父还年长的老光棍儿猥亵过。“村里可能有很多这些故事，但是你问不出来。”

　　女孩对她平静地讲了很多事情。插秧、种花生、照看孩子，讲到害怕水里有虫又不得不下水的时候，也是微笑着的。“她可能已经习惯了，这就是她一直以来的生活。”贺聪志说。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与北京师范大学2013年联合发布的《女童保护研究报告》认为，基本监护的缺失是导致女童遭受伤害的直接原因。

　　这种缺失，包括受害人及其家人的防范知识不足、女童不被尊重等方面。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潘璐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她和同事调研中常常遇到一些让同事们“感到不适”的情况。比如，在一个祖母带着4个孩子生活的家庭里，小孙女没有穿内裤，就被40多岁的男邻居推搡着玩——对孩子来说这是高风险的。

　　她强调，那些侵害案件往往是防不胜防的，并不是外人想象中的荒无人烟的地方，最可能发生在日常的环境下。

　　“女童保护”团队也指出，留守儿童多由老人看护，在儿童安全教育及基础性教育方面，家庭功能严重失效。即使自己的孩子遭到性侵，很多家长也不知道怎么应对。

　　让孙雪梅出离愤怒的是，几年前，湖南祁阳县一名12岁的留守女童遭性侵后生下女婴，女童的父亲知道此事后的第一反应，是给了孩子一个耳光。

　　宁夏银川的“女童保护”志愿者讲师李剑宏记得，在防性侵课堂上，她抛给孩子们同一个问题——陌生人说给你买新衣服，你要不要？有防范意识的城市孩子会异口同声地回答“不要”，而农村孩子却明显表现得犹豫不决。

　　在这类课上，她从最简单的知识讲起，比如背心和短裤覆盖的区域不能让别人碰。她发现，同一堂课，对农村孩子的冲击比对城里孩子大得多。在她眼里，城市孩子和农村孩子很好分辨。城市孩子现场提问很活跃，农村孩子的课堂则非常安静，下面是一双双渴望的眼神，下课后，孩子们围着她，她能感觉出来他们想跟她说话，但等来等去就是不开口。

　　告别时，农村孩子表现得依依不舍，会追问老师什么时候再来，城里的孩子则纷纷说“再见”。

　　“那些孩子需要我们，”李剑宏感慨，“在那种父母不在的环境下，有人关注她们，她们就能看到希望。我们现在所做的是就是把希望带给她们。”

　　“女童保护”志愿者也常常听到农村学校校长诉苦，学校留不住老师，主科的老师都缺得不得了，即使很想给孩子传授这方面的知识，但是无能为力。

　　打破留守的循环

　　艾琳一直很羡慕那些跟长辈关系特别好的朋友，他们可以跟父母谈各种事情。她明白自己不可能做到。

　　在长大成人以后，每当想起小时候的遭遇，她都会觉得难过，有时半夜都会哭醒。她说，父母后来眼界开阔了，重男轻女思想改变了一些，自己也更加体谅他们。但是，那种伤害是不会消失的。

　　留守生活在很多方面都对她的人生产生了影响。“我觉得社会最小的单位是个人，不是家庭。家庭只是一个经济生产单位，更好的人类发展指向的是个体幸福。”她说。

　　她的理想之一是推动社会公平，她认为，这与自己幼时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有较大关系。

　　影响还反映到了她恋爱中的表现。“爱的缺失导致我对初恋的关爱极其渴求”，她特别害怕失去恋人。“他对我一点点好，我都愿意容忍他所有的不好，不愿意离开他。”她说，感情结束后她才意识到，自己的状态跟乏人爱护的留守经历关系很大。

　　关于未来的家庭安排，她也跟前男友有过冲突。他主张把孩子放在老家，让老人抚养，而她一定要把孩子放在身边，因为她知道留守的经历有多恐怖。

　　潘璐在调研中遇到过另一种极端，那是一对年轻夫妇，女方曾是留守女童，初中就辍学成家生子。她对孩子表现得非常极端：自己每天跑到山下打牌跳舞。送孩子去医院治病，也只顾着自己玩手机不管孩子，说“治不好就算了”，完全把孩子当成负担。

　　许多有过留守经历的女孩表示，自己在情感上最大的后遗症，是缺乏安全感。有人这么形容：“就像经历过自然灾害的人，这一辈子都会对食物有一种别样的情感。”

　　“缺爱、缺关心、不知道如何去爱人”的李雪承认，自己交男友的时候，心态是“终于有人爱了”。

　　她说，读大学以后遇到的人和事让她改变了很多，缺乏安全感恐怕改不了了。很多中学同学没有读大学，出门打工或做生意，这些人长大后大部分又会走到上一辈的老路，他们的孩子又成了留守儿童。

　　用贺聪志的话形容，这叫“留守的循环”。今天的留守女童，结完婚如果没有公公婆婆帮忙看孩子，很容易成为留守妇女。她注意到，有的地方结婚讲究“小三件”——车子、房子、小老婆子，“小老婆子”即四五十岁的婆婆。有婆婆帮忙照看孩子，婚后就能出去打工，等到孩子长大了，自己可能就得回来帮忙带孙子，成为“小老婆子”，再大一些就是留守老人。

　　叶敬忠在河南农村见到一位做了母亲的前留守儿童，留在村里看孩子——这是极少的个例。但他不确定她能坚持多久。“确实很多孩子会说，我才不会让我孩子这样”，但很多人最终的选择仍是外出打工。在他看来，那是“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

　　“留守儿童问题很简单，就是农村为城市发展所付出的代价。你要是把留守儿童当成一个社会问题，永远放在经济建设的后面，那永远不会受到太多的重视。”叶敬忠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现在，艾琳的期待是：“这种制造了留守儿童的经济模式最好能有一些根本性的改变。这种经济模式，你也没法把孩子带到大城市去。这个才是原因。”

　　陆士桢认为，在越来越大的“风险社会”里，儿童作为面临最高风险性的群体，必定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他们所受到的伤害也呈现出原因多样化、程度复杂化、后果复合化、影响深远化的特点。母亲的发展状态对孩子有直接影响。留守女童面临的种种困境，实际上不仅是对妇女发展的挑战，更关系到未来中国的家庭和下一代的成长。

　　今年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这是第一份以保护留守儿童为切入点、设计制度的国务院文件，全新的农村留守儿童救助保护机制正在建立。

　　几个月后的儿童节，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北京举办了一次有关留守儿童权益保护的研讨会。在会上，民政部新设立的留守儿童保护处工作人员林依帆说：“如果我们不能保护这个国家最弱小的子民，我们国家的合法性在哪？如果我们经济发展以牺牲一代人的代价进行的发展，这样的发展有何意义？”

　　他说，国务院的这份意见梳理了每个工作环节的责任。此前涉及留守儿童的表述叫“关爱服务和侧重服务”，这次明确表述为“关爱保护”。在文件起草和调研中，一个共识是，留守儿童面临的不仅仅是心理关爱的问题，更是权益保护的问题。

　　同样在这个研讨会上，国际组织“儿童乐益会”的儿童保护项目经理曹越说，儿童保护机制并不是确立一个责任单位，问题就立即解决了，背后是中国怎么看待她的儿童，怎么养育她的儿童，究竟是牺牲儿童的权益去发展经济，还是怎么样的路径？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乔东平则指出，很多国际组织做过测算，童年的时候每投入1元钱，成年以后将有7倍的收益，“对儿童的投资是效益最好的投资！”

　　（文中部分人物名字为化名）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