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生命的落幕时分如秋叶静美(有所思)

杨  彦

2016年11月25日09:07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对于死亡,我从小就有一种莫名的恐惧。8岁那年,四伯去世,看着黑漆漆的棺木和环绕四周的白色花圈,尽管身边人来人往,心里也怕得要命。夜幕降临,我躲进邻居家的小阁楼藏了起来,吃晚饭了,听见妈妈在外面焦急地呼唤,我也不敢答应。

  这是我第一次面对亲人的死亡。

  2009年,疼爱我的外婆也走了。外婆走时,我就在她的身边,却并不害怕。我以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已经克服了对于死亡的恐惧。可是,几天后,当棺盖重启,亲人们要围拢过去看逝者最后一眼时,我却紧紧闭上了眼睛。

  生老病死乃自然规律。人们对“生”欢呼雀跃,对“老、病、死”则是排斥、抗拒、畏惧。缺少生命教育,对死亡讳莫如深,这在我国既是传统也是现状。然而,死亡的话题可以回避,生命的终点却总会到来。对于临终病人而言,他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关怀?

  紧邻北京市朝阳区管庄村,京通快速路北,有一家创建于1987年的临终关怀医院——松堂关怀医院,其病患七成以上是被各大医院“判了死刑”的临终病人。来到松堂以后,这些病人延长了几个月甚至几年生存期的,不在少数。松堂医院每个病人平均每月4000多元的住院费用中,医疗费用仅占20%左右。“医”不再是主要手段,病人的生命却得以延长,为何?

  11月18日,我来到松堂医院。医院面向京通快速路的大门一侧,垂柳依依,绿树掩映。走进去,亭台楼阁,环境幽雅。主楼西面围墙上,白底金字,醒目地写着:“我们要活120岁”。掀开门帘,走进主楼,先是一块巨大石雕,上刻慈眉善目的寿星公;绕过石雕,进到厅内,多幅老人和志愿者的笑脸照片,贴在墙上。一旁的活动室里,十多位病人坐着轮椅,绕成一圈,一位身穿白大褂的工作人员正在中间唱歌。

  没有想象中的绝望与压抑,一切都那么平常而自然,我忐忑了一路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行政护士长董伟迎了过来,这个1982年出生的姑娘,已在松堂工作了16年。“我去年统计过,经我送走的病人有8000多位。”见过了太多的生生死死,董伟说,她并未因此而麻木,却更懂得珍惜眼下的生活。

  作为北京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松堂对病人主要采取姑息治疗方式,帮助他们缓解身体的不适与痛苦,极少采用插管、气切等有创方式。“几年前,有个病人,儿女跪下来求我们,一定要救救他们的爸爸。于是,我们做了插管和气管切开。病人很痛苦,坚持了大约半天时间,还是走了。”董伟说,病人子女事后很后悔,认为与其让父亲那么痛苦地离开,不如让他走得相对舒适些。

  “其实,对于临终病人而言,‘病’不应是关注的重点,‘人’才是。而关爱一个人,最重要是关爱他的心。”董伟说。除了专业的医疗和护理团队,松堂的每一名员工,从院长到医生护士再到护理员,都在充当心理医生的角色。

  这家医院还启动了为病人“圆梦”计划,“大到举办一场婚礼、一次演唱会,小到一件红棉袄、一台收音机,很多病人去世之前,心愿得偿,走得安心。”董伟告诉我,在松堂,那些爱管事、爱操心的病人,都有“职务”,“有‘厅长’‘组长’等,目的是让他们感到受尊重,获得存在的价值感。”

  董伟说,对于那些意识已不甚清晰的病人,“则以激发病人的正面情绪、消除其负面情绪为原则。这时候,医护人员就像演员,病人希望你是什么角色,你就是什么角色。”

  有一位老人,一住进松堂医院,就把院长李伟错认成她的初恋,李伟也不解释,只是顺着她,哄她开心。老人的子女对母亲的状态非常满意,觉得老人住进松堂以后“成天乐呵呵的,很幸福”。

  志愿者是松堂医院另一群心理医生。张奶奶18岁时摔伤,已经卧床57年,来松堂也有9年了。在这里,她最喜欢见的就是志愿者,“听他们讲外面的事情,讲他们家乡的风土人情,就好像我也到了那儿一样。”

  松堂也见证着人们对于临终关怀事业的观念变迁。松堂创建29年来,搬过7次家。1992年的那次搬家,被人视为“死人医院,晦气!”从而遇到阻挠,导致病人露宿街头,无奈搬回原址。2003年的最新一次搬家,得到数百名志愿者、热心市民、出租车司机和急救中心、公安等各方面帮助。如今,大中专学校、社会团体、知名人士在松堂资助建立了200多个爱心病房。

  初冬的北京,落叶飘零。松堂一日,五味杂陈。从来不曾如此直面死亡问题,如此深入思考临终关怀的需要。“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诗翁泰戈尔告诉人们,生命的历程要平静而自然。然而,平静与自然,并非意味着我们无所作为、被动接受,恰恰相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府、社会、个人都还有很多的事要做,很长的路要走。正如李伟所希望的那样,各方共同努力,为临终病人构建一个“社会子宫”,像母亲孕育新生命般,给即将逝去的生命以最后的温暖呵护。


  《 人民日报 》( 2016年11月25日 16 版)
(责编:史雅乔、李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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