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被钱所困 志愿者不如“精耕细作”

章正

2016年12月05日08:37  来源:中国青年报
 

  参赛项目展台的精巧设置引发人们的极大兴趣。(陈凤莉/摄)

  2200公里,这是山西大学与该校创办者岑春煊的老家之间的距离,一端是太原,另一端是广西最靠西的西林县。114年之后,山西大学的研究生支教团来的学生,把西林县作为支教点之一。

  王馨誉是第二批来到西林支教的学生,这算是山西大学第14批外出支教的学生。他在西林民族高中带了6个班的历史和政治课程,也是一个班的班主任。为了参加本次“志交会”,从当地乘坐大巴到昆明,他整整花了10个小时,再转乘飞机。

  当地只有一所高中,学生们的基础不是特别好,不少孩子没上高中就外出打工了。刚到当地不久,王馨誉发现班里的一个男生准备退学外出打工,对这个情况,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他整整考虑了两天。他买了1袋大米和1桶油,与团县委工作人员坐了2个小时的公交车来到孩子家。

  他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他家里实在困难,孩子父母都生病。我们就劝孩子父母,只有读书才能让孩子走出大山,当地团组织也给孩子解决部分困难,总算把孩子劝回来了。”

  “今年学校有18名学生参加研究生支教团,去了山西静乐、广西西林和陕西黄陵3个支教点。”该项目的带队老师李登春介绍,山西大学每年还拿出4万元经费,学生可以申请,用作项目开支。除此之外,同学们还征集当地孩子梦想,在微信上开展“认领梦想”活动。这个学期山西静乐县的支教队募集了8200元,广西西林的支教同学募集4000多元。

  很多志愿者在开展活动的时候,总是会抱怨没有钱、没有资源,让我们看看这些志愿服务有什么高招,不被钱所困。

  持续型志愿服务:21年坚持关注秦巴山区智障孩子问题

  “治穷先治愚,扶贫先扶智。”这是20年多年前,在秦巴山区的土房子外墙经常可以看到的标语。在本届“志交会”现场,有与之相关的一个项目持续了21年,3200名志愿者和5万余名村民参与其中,儿童智障发生率从3.40%下降到1.48%——这是“秦巴山区弱智人关爱帮扶志愿服务队”取得的成绩。

  与很多指导老师不一样,初次见西北大学的高晓彩教授时,觉得她的话不多,但一提到项目就侃侃而谈。她是在这支队伍里成长起来的,从昔日参与学生变成如今的指导老师。1995年,她还是一名硕士研究生,导师告诉她秦巴山区儿童智障发生率高出平均水平。

  高晓彩直言:“当时只听说过志愿者的说法,但没有什么概念。我家是平原的,就想跟着老师去看看大山、下乡体验生活。”

  当地老百姓的贫困状态,让她一下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她发现当地存在碘缺乏的问题,老乡做饭,习惯油锅热了之后,抓一把盐就放上,碘很快就挥发了,他们还习惯把盐放在敞口的大碗里,碘也很容易挥发。

  “不能这样,不然就吃傻了,回家一定要跟你妈说。”高晓彩回忆,为了提高普及效率,他们来到学校用半“吓唬”的方式给孩子说,试图改变当地人的生活习惯。

  当时,她的导师正在做相关的课题,除了普及知识之外,他们为了摸清楚第一手的信息,选了汉中市宁强县、商洛市柞水县、安康市北部山区的一个乡镇做试点。背着干粮、笨重的测试智力仪器,一个小组十来个学生,走路穿梭在山间。

  那时候,他们编写了一套教程,招募当地的老师和医生,培训成为防治疾病的青年志愿者,每个人每季度补助50元。“其他也花不了多少钱。”高晓彩说,但是经费只够他们做这几个点。他们很快发现一个问题,志愿者流动太快了,不少人都外出打工。因此,这个团队每年暑假的时候都会做重复的事情。

  做了21年,高晓彩与当地的老乡和政府的关系处得不错,“以前一天只能检测一个孩子,现在我们到村里,让村干部通知周边村民,老乡就带着孩子过来检测了。”

  95后宋占明,是学习生物技术专业的大三学生,今年参与了团队的项目。她负责的工作就是拿着一套工具,测试孩子的反应情况。让她没想到的是,到了村里,每天都有二三十名村民带着孩子来测试,甚至还有人带着正常的孩子过来,想测一下智力。

  说起经费,现在担任指导老师的高晓彩说:“团委每年给我们5000元的暑期实践经费,我们人多,这些费用包不住,不够的钱从我的课题经费中出一些。”

  “老师退休了,我还要继续做。”如今已西北大学博士生导师、三级教授的高晓彩说,“带着学生做志愿者,绝不是耽误时间和浪费钱,我在参与的过程中也发现了问题,我的科研题目都是从实际中找到的。”

  平台型志愿服务:众筹女童保护的力量

  女童该如何保护,是近年来志愿者圈内热门的话题。与其他的项目不一样,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萤火之光”关爱青春期女童志愿服务项目的起点比较高。女性相关学科的研究,是这个学院的特色。

  2010年暑期实践,老师带着学生去基层调研发现,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遇到共性问题之一是青春期困惑,特别是女童,由于一些家庭收入比较低,她们比较自卑,甚至不知道以后自己干什么。

  “青春期是他们重要的人生阶段,我们考虑能不能在这一点上有所突破。”金陵女子学院党委副书记杨素萍说,第一年以学生调研为主,第二年学院团委搭建平台,负责招募和培训学生,由多名专业的老师带队进行实践。

  筛选简历、面试,每期在校内招募30人,经过一周时间21个课时的培训,才能“上岗”成为志愿者。

  生于1997年的女孩陆洋是这个项目的志愿者,怎么讲好青春期教育,刚开始,她还有些怀疑自己的能力就怕冷场。“我们在南京市滨江中学讲课,一个班有20多人,年纪都在十三四岁,她们对生命形成的过程挺感兴趣的。”陆洋告诉孩子,不能让陌生人或者熟悉的人摸自己,同时要告诉他们防止受孕的方法。

  在陆洋看来,与传统家庭中的教育不一样,孩子美好的感情需要引导,他们还会给家长开课,告诉他们是孩子两性关系中的榜样,比如告诉父母,不能当着孩子的面吵架。

  要把项目做扎实并不简单,她发现一个小姑娘个子比较小,人非常文静,不善于沟通。一次下课,她拉着陆洋说“我能像你一样漂亮就好了”,问“下周还来不来”。于是,陆洋决定跟着她回家,做一次家访。

  “孩子的父亲说话很粗暴,言语中经常对孩子呵斥。”她除了劝说父亲注意教育方法,还不定期地找这个小女孩谈心。

  这个团队足迹分布在江苏省内10个点,“我们不是做支教的。”陆洋反复强调,他们还给孩子上文明礼仪、安全教育和手工等课程,如果条件允许,他们还会带着外来务工子女或者留守儿童参观校园,“孩子比较迷茫,我们试图让孩子有一个目标。”

  从2010年至今,他们共募集专项基金、社会资金38万元,形成10万余字的调研报告,共有170余名专家学者和志愿者参与活动,现在已经形成固定的教材和课程体系。

  据该院团委书记高见介绍:“团委实际上为学生和老师搭建了一个平台,老师们积极性很高,可以通过平台做一些课题,学生可以开展暑期实践。”

  他告诉记者,如果节省一点,暑期项目费用在一两万元左右,钱不是最大的问题,如果需要他们可以动用校友资源进行筹款。他说:“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项目要好,实实在在做事情,能改变一个人是一个人。”

  精致型志愿服务:深耕一块土地平等对待资金

  钮骏是上海市儿童医院社工部的主任,在单位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陪白血病患儿过生日,看着孩子吹灭蜡烛的那一刻,他感到心都化了。

  化疗、骨穿和腰穿……对于白血病的患儿来说,这些项目是家常便饭,这些孩子承受着大人都难以想象的痛苦。这些孩子很懂事,治疗的时候会大汗淋漓地告诉医生:“叔叔,轻一点吧。”

  这几年,钮骏做了一件事,就是在自己的单位建立首家“病房学校”,引入了12家学校入驻,轮流给这些孩子上课,满足病房里的孩子想要上课的愿望。

  钮骏为什么会做“病房学校”?其中有一段故事。奥运会和世博会申办之后,他听说了志愿者这个概念,“那时候志愿者不大来医院的,总往敬老院里跑”。钮骏琢磨让更多的年轻人关注自己医院里的孩子,向医院团委申请了5000元,委托一名志愿者建网站,把志愿者的需求信息挂到网上。

  “实在太火了,网站都瘫掉了。”第一期就有3600人报名,招募了800人,进行培训和编组,每组25~30个人,“那时候自己还是很满足,经常上网看一看媒体对我们的报道。”

  他很快就遇到了甜蜜的烦恼,有很多组在等待,没轮上的志愿者的热情很快就冷却了;志愿者流失的比例很高,还有志愿者来了一次之后就再也不来了。

  钮骏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仔细想一想,简单的陪护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患病初期整个家庭的焦虑、患儿家庭的贫困问题……这些志愿者也解决不了。”

  2012年,已经是单位团委书记的他,突然意识到自己需要转型。他买了一摞社工的教材,准备从头开始学习社工知识,然后报名参加考试。

  他变了,不只是内心变化,志愿者流程也推倒重来。以前教孩子做手工,志愿者陪着孩子玩。现在可不是,他会将课程项目化,比如第一堂课认识手工的课程,第二堂课教孩子如何制作,第三堂课就可以让小朋友教其他小朋友。然后,他再对项目进行评估,给志愿者填写问卷,还要问一问孩子们的感受。

  难度无疑增加了,不少志愿者又流失了。他找到周边地区的12所学校打算招募青年教师志愿者,要求一个学校负责一周课程。让他没想到的是,教师志愿者的名额被一抢而光。

  钮骏估算了一下,每个学校一学期来两次,这样不至于影响老师的正常工作,也能兼顾到老师的热情。不过也有例外,80后王轶群原来是少年宫的美术老师,尽管已成为了一名公务员,她依然经常来上课。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 他说,目前在病房学校已经成立了幼儿园、小学和初中教研组;在课程安排上,设立了中英文阅读、思维训练、DIY创意设计等课程。

  钮骏的项目做得好,在上海市儿童医院这一亩三分地,还设立了专项基金会,定向帮助贫困患儿进行治疗。2015年募集600万。2016年募集1000万元左右,为了强调家庭是第一责任主体,他们并不全额救助。

  在他看来,与需要全职人员的公益组织不同,没有专职的人员,意味着志愿者的时间并不算是成本,人员上面并不需要花钱,只有物料上的支出。

  “很多公益组织需要围着钱转,我们就不需要。与企业合作的时候,我们只做甲方,如果企业公益心不强,一味想要做广告,就会拒绝他们。不过,我们不排斥适当地考虑对方的宣传需求。”在本次“志交会”现场,他就婉拒了一家企业的合作要求。

  他希望,这个志愿者组织可以成为更大的平台,比如成为公益的孵化平台,甚至形成利益共享机制,志愿者、公益人、企业各方在这个平台上各取所需。

(责编:史雅乔、李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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