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迁子女无处安放的体育梦

梁璇

2016年12月12日08:42  来源:中国青年报
 

  黄旭(右一)和杨博尊(右二)带领北京丰台区某随迁子女学校学生“手绘”了篮球场。杨博尊/供图

  北京石景山区一所随迁子女学校门口的平房,“长”出不少铁棚。梁璇/摄

  沿着能看见丰台体育场的小路往左,黄旭带着杨博尊一头扎进宽度只够一人通过的小胡同里,看到垮了龙骨瘫在街边的沙发往左拐,看见立在门口被油烟封层的废弃床垫往右拐,绕过堆在油漆桶里的蜂窝煤和成堆被绿色防水布掩着的废纸板,才找到刚刷了红漆的大铁门。

  门口没有任何标志,但从门缝里传出的读书声和笑声让人明了,这是一所学校。据该校体育老师黄旭介绍,里面的孩子基本上都是随父母来到北京的随迁子女,因种种原因很难在这座城市久留,就像这扇红色的校门,坐标在北京,身份却没有鲜红的漆那样清晰。

  夹缝里的体育课

  2015年10月28日,黄旭清楚记得自己来这所学校当体育老师的日子,“也是我们学校真正有体育老师的日子”。学校张校长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在黄旭之前,学校通过熟人介绍、公益组织及武术中介,请过几任武术老师和毕业大学生来带体育课,“可很快就离开了,主要还是依靠志愿者”,在他看来,相对师范院校毕业的主科老师,体育老师的流动性较大,面临的挑战也相对特殊。

  对从北京国安梯队退役的足球运动员黄旭而言,挑战从就职前就开始了。2014年,他从发小那儿“接班”来到学校客串篮球教练,结果凭着对这群孩子的了解与熟悉,当张校长委托他找一位体育老师时,他主动报了名。可并不宽敞的操场和墙角边孤零零的篮球架,并未把他创建足球队的想法也扶正,他只能像大多数随迁子女学校的体育老师一样去教篮球和武术,“篮球算是有效时间内惠及学生人数最多的课,武术对场地要求也不高。”

  成为篮球教练后,黄旭认识了杨博尊。在冬奥会冠军杨扬创办的冠军基金支持下,这个首都师范大学的大四学生近一年半在北京4所随迁子女学校进行篮球支教。在去到朝阳区金地老君堂实验学校当教练时,他把像遭遇了地震一样有明显裂缝的人工草皮、规格不符的篮球等拍照上网,进行众筹,30个小时内筹集了3000元,为学校办了一场“杨帆起航”篮球嘉年华。杨博尊感觉到,这次活动让他在学校知名度高了不少,“以前我路过教室,他们就拿着个扫帚看我一眼,因为学校里总会来各种支教的人,但现在他们就会叫我篮球教练,至少这活动让他们知道篮球是怎么回事了。”

  “先众筹,用以添置器材、办活动,从而提升学生兴趣,再教他们东西更有用。”杨博尊有别于传统的志愿者入校上课模式的思路,被黄旭要求复制,但学校没有标准篮球场让两个北京男孩的第一次合作从手绘球场开始。“1.3米的尺子、12.3米的晾衣绳、50厘米的三角板、一盒粉笔、一桶油漆、5个大人、几个孩子、一顿午饭、十多颗年轻的心,等于一个标准篮球场。”杨博尊用一个“公式”记录了今年的5月8日,“看见篮球场出来了,这就是我要的成就感。”

  从大二下学期开始,杨博尊一周有两三天会从位于西三环的首都师范大学坐公交车抵达五环,“坐地铁直接到不了,公交车得倒好几趟”是这些学校给他的共同印象。2015年,北京市统计局发布北京人口调查报告,披露了环线人口分布情况,数据显示:五环外有422.5万人的常住外来人口,占全市51.6%。因此,基本是民办性质、需要自负盈亏、依赖于生源的随迁子女学校多满足于家长的就近要求,往往落地在城乡结合的缝隙中。

  2013年元宵节前后,来自山西的武术教练王永峰在第一次看到石景山区树仁学校时心里嘀咕:“北京怎么会有这样的学校?我老家的学校高楼都起来了。”但他最终还是留在了这个“出租车不往前开、快递不往里面送”的胡同里,在胡同两边密密麻麻的砖房前,还伸出一排铁棚,蓝色、白色以及大面积的银灰,变了形的铁框歪七扭八地挂在这些渐次“长”出来的铁皮屋上,加块玻璃再垫层纸板,用来封住北京的寒风和各家的琐碎。

  不问前路的体育梦想

  “黑白铁”,杨博尊常在随迁子女学校附近看到这3个字,这个民间小作坊对加工普通铁件和镀锌铁板东西的叫法,还原了随迁子女学校周边环境的一个角落,常见的还有胡同里停放的摊煎饼的三轮车和蹦蹦车。若路面稍微宽敞,则能看到回收来的冰箱和洗衣机列在路旁,能接收电视信号的“大锅盖”整齐地排在灰色的瓦片上。

  “家长个体户较多,附近做些小生意,餐馆里打工或者卖个水果啥的, 做石材、门窗的算得上做大生意的。”在金地老君堂实验学校体育老师喻迁印象里,随迁子女学校的家长“朝九晚五的特别少。”因此,忙于生计让很多家长无暇顾及孩子的教育,更勿谈体育,黄旭觉得“就像一个大龄托儿所,对教育功能要求不高。”

  但情况在变化。黄旭组建了校篮球队,五年级的卜捷凯既是篮球队的积极分子也因架子鼓特长成了学校的明星。在妈妈段女士看来,只要孩子喜欢的,就会全力支持,“以前他不爱跟我们说话,可打了篮球以后,性格开朗不少。”唯一让她操心的,是卜捷凯初中阶段的去向。虽然,来自湖南株洲的两口子已经在北京的工地上奋斗了20年,孩子也在北京出生成长,但缺少一个北京学籍始终让孩子会面临班里其他同学的命运,五六年级就要回老家或留在北京周边的城市读寄宿学校,“没办法,他五年级,班上40多人只剩30多人了,离京的事他肯定也知道。”对段女士来说,要办齐能让孩子进入北京公立学校的“五证”是一个大工程,于是,她和丈夫在天津买了房,全家户口也挪到了天津,但无论去天津还是回乡,孩子都要重新适应,“湖南的教育水平很高,我担心他回去跟不上。”

  王永峰一开始受不了班里学生的流动,常会保留学生的照片,但时间长了,告别也成了习惯,“一年级40人,到了毕业就剩一半了,甚至只有十几个。”而其中,不乏很多像卜捷凯一样在北京出生的孩子,“很多人名字里带‘京’的都是,建京、京京、还有老家安徽的叫皖京,北京更像这些孩子的家。”

  除了生活之外,教育模式的变化也是孩子要适应的。金地老君堂实验学校德育主任孙艳超表示,通常学生回到老家之后,未来的出路主要仍靠应试教育而非素质教育,所以很多孩子最晚到初二也会回老家备考。而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体育兴趣,或许又会成为问号。

  这样的例子曾让黄旭无奈。一天上午10点,黄旭接到一个篮球队学生的电话,“教练,你能救救我吗?我爸让我回老家,你能不能和他聊聊?”这个河南小伙子曾让黄旭眼前一亮,“一开始拍球都不利索,后来打到两个校区都找不到比他好的。”黄旭试图让学生家长知道孩子的天赋和兴趣,但家长的一个问题难住了他,“打篮球这个路能走多远?山外有山,北京比他打得好的人还很多。”最后,黄旭在QQ上得到孩子的消息,“现在和爷爷住,基本没球可打。”

  给了希望又不免失望,黄旭为此陷入思考,“我希望他能注重课业,最后走出来,给孩子开阔眼界是我希望给他们的,至少让他们知道,世界上还有比我们老师、比中国球星打球更好的人。”

  六年级的林伟哲正是全队最了解NBA的孩子,库里的三分球、麦蒂的CBA之旅以及哈登的外号,他都能脱口而出。在身高1.43米的林伟哲心里,最大的梦想就是长到1.98米当一名篮球运动员,“因为NBA有特别多1米98身高的,每次看比赛解说都是谁谁1.98米 ,卡特就是1.98米。”但有个烦恼正横在他的梦想前,“为了打篮球我都想留级了,我现在六年级,打不了两个学期了。”其实,在林伟哲老家吉林通化的学校里,4层的教学楼甚至优于现在学校的平房,篮球设施也未必缺乏,但在林伟哲心里,没有了黄旭,对篮球的喜爱似乎少了些理由,“在他之前有6个教练,换到他时我都不想练了,结果他很幽默、对我们也很好,我就越来越想练,每天放学都来,无论夏天还是冬天。”

  这个理由在卜捷凯这儿也成立,听见小伙伴说:“回老家、去天津,再好的学校都不想去。”林伟哲回了一句:“那把黄教练叫去呢?”卜捷凯马上乐了,“那行。”

  情怀与现实间的体育老师

  孩子间的对话让黄旭像喝了一碗添了蜜的中药,因为校门口窄到“能拍两只手撑着挂墙上的武打戏”的胡同,对即将开始工作实习的杨博尊来说,可能会渐渐生疏,但对他而言,这就像一个迷宫,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走到出口,“说实话,我不确定能坚持到哪天。”

  “别人用诺基亚的时候,我就用苹果1代了,现在别人用苹果7代,我改用国产手机了。”黄旭掏出手机反复掂着,用一口京片子讲着自己的落差,玩笑的口吻多过无奈。但真让他皱了眉的是,全校20多名老师中只有他一个男老师,因此,装灯泡、修电脑、关校门等和“体育老师”毫无关系的工作都会成为他的分内事,“早上7点到,晚上等孩子打完球锁门,一个对时很正常。”黄旭一边拿着和实际付出差别巨大的工资、一边笑称自己是“看大门的黄爷爷”。可33岁的他,却不禁会被没有着落的未来动摇一下,“我当时可能把自己看大了。”此时,“动摇”他的还有妈妈,“我妈老说,黄儿,你留这个学校干吗?我只能告诉她,我走了,孩子就没体育老师了。”学校里因老师家里有事,被长期停课的音乐课像一记重锤,把黄旭找的理由敲出了声响。

  “动摇”王永峰的却是更大的现实。带着女友来到北京后,两人既结为夫妇也成了同事,王永峰负责体育课和全校的安全,也像黄旭一样客串过修理师傅,但学田径的女友则跨界更大,成为一名数学老师。王永峰曾想过,自己来到学校要虚心向有经验的老师请教,可他才就职,“前任体育老师立马就走了,一切只能靠自己琢磨。”没有教学大纲,他上网搜了一套武术操,无奈学生没什么武术基础,只能回归广播体操,他很想看看公立学校的体育课都怎么上,但碍于平台的匮乏和教学任务的繁重,这个看似不难的愿望始终只是愿望,“随迁子女学校,通常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少一个就没人补上,不仅孩子流动,老师流动性也很大。”王永峰本不是个热衷改变的人,但最近周围片区面临拆迁的传闻,也在提醒着他,“一拆都回家了,没有生源老师也不存在,我恐怕要改行了。”

  对很多随迁子女学校的体育老师而言,不少教育体系里的规则似乎总行不通。编制、课程大纲、考核、培训、老师的话语权,这些词汇对他们来说“总出现在别人的朋友圈”。喻迁就常常能在其他公办学校体育老师的朋友圈里看到培训和比赛的消息,“但这种比赛离我们太远了,毕竟平台不同。”在黄旭印象里,即便有和公办学校同场竞技的比赛,也在还没比拼前就给孩子贴上“随迁子女”的标签,“很难说是被划分开还是有利于融合。”

  类似的矛盾还有很多。“来了就是随迁子女,回去就是留守儿童。”喻迁坦言,自己就是被爸妈留在四川老家长大的孩子,“爸妈来北京将近20年,我和哥哥从小跟外公外婆、爷爷奶奶长大。对我们来说,觉得北京平台特别高,不敢跨入,但后来真的过来后,本想弥补一些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但发现我们之间已经有了差异,不知道怎么相处。”在喻迁看来,随迁还是留守,都有不公平的地方,“一边是缺少父母的陪伴,但一边是缺少系统的教育。随迁子女的教育是一波三折的,要接轨不容易,他们总处在适应之中。”可如果当初自己能够选择,喻迁还是毫不犹豫选了“随迁”,“我觉得跟爸妈在一起就好。”

  前往喻迁所在学校时,下了公交车的杨博尊径直走向一辆黑车,“我研究过,10块钱过去,是最便宜的方式了。”已经把一家关注随迁子女的公益机构定为就业目标的他,同样面临选择,“我妈礼拜六日打个零工,每月挣个零花钱,我爸在跑出租车,所以挣钱的事情就指着我了,可我想为自己活一次,公益机构虽然薪水不会太高,但我能挣到经验值,而且我觉得有意思。”因此,当杨博尊离开喻迁的篮球队时,没有和孩子说再见,“时间越长我越怕,我怕我走了,他们该往谁身上扑呢?”

  本报北京12月11日电

(责编:史雅乔、李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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