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左）

　　安娜几乎每天都在打仗。在阿富汗、索马里、塞拉利昂这些纷争不断、缺乏医疗保障的地区，这个瘦弱的女孩儿每发起一次进攻，就有可能拽回一条生命。

　　病房是她的战场，手术刀成了她的武器，安娜的敌人只有死神一个。在过去的六年里，这个加入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妇产科大夫大半时间都在这片战场上忙得晕头转向，连自己迎接了多少新生命都无暇顾及。

　　在塞拉利昂的病房里，安娜几乎每周都要目睹一位年轻产妇经历危难。她们大多与安娜年龄相仿，那时她常想，在这个世界的另外一些地方，跟她一样30岁的姑娘会有截然不同的生活，而这里，她看到的30岁姑娘，有2个孩子，吃不饱，即将死去。

　　安娜至今仍然记得，一位产妇在家生产后严重出血，怎么也找不到医院，当她找到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时候，已经拖着病躯没吃没喝，顶着大太阳走了两天。透过她深色的皮肤，安娜依然看得出她脸色苍白。“再不急救，这个人就没了。那是她最后的希望。如果我们不在那里的话，这个希望可能也就没了。”

　　塞拉利昂是安娜随着无国界医生组织进入的第一个国家。在这个曾经历10年内战的西非国家，即使在首都，安娜都能看到人们生活在成片铁皮搭成的窝棚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显示，他们中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活不到5岁，妇女分娩死亡率也达到八分之一。全国注册的医生仅有300多人，其中还有一半不在国内。

　　“我想如果我一直在中国的话，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世界上真的有人是这样生活的。”安娜说。

　　在此之前，她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一名妇产科医生，工作安稳，报酬丰厚。但在2010年，她辞去这份工作，加入无国界医生组织，所去之处不是兵荒马乱，就是饥寒交迫，待的时间短则一月，长则半年。

　　看着电视新闻里战火纷飞的画面，家人劝她三思而行。但这个从小就爱四处流浪，直到花光了所有钱才肯回家的“冒险家”却千方百计地说服他们：“也没啥可担心的。”

　　她打小就爱看《丁丁历险记》，那时的安娜十分羡慕漫画里的主人公，时常幻想自己能跟丁丁一样到处冒险。每当她的船医父亲从海外给她拉回一行李箱故事书时，她对外面的世界和四处行医的生活就更加向往。

　　可是“冒险家”心中的浪漫色彩，在昏暗的产房里慢慢变得黯淡。在阿富汗医院里，安娜每天要在8个小隔间来回穿梭，往往刚把这个产妇扶下床，就得把下一个扶上去。有时刚出生的婴儿无处可放，安娜只能把他们五六个一块儿，搁在一张麻将桌那么大的床上。她和同事每天救治的产妇平均有50个，这是她在国内医院工作量的三倍之多。

　　在国内做一台手术，安娜身边会有三四位同事帮忙，设备齐全，血源充足。但在阿富汗，整个医院只有5名妇产科医生。一旦遇到产妇大出血，安娜还要满医院奔走呼号，拉住试图逃避的家属，劝说那些一直认为献血有损身体的当地人，拉一把昏迷不醒的产妇。

　　安娜永远忘不了那个年轻的母亲，躺上病床时她只有17岁。17岁的安娜还在上高中，忙着应付考试，得空还要“偷偷谈个恋爱”，但那个女孩却因难产而死。

　　医院外的环境，也让安娜提心吊胆。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她一下飞机就被要求围上头巾，男女分开，搭上前往医院的车辆。路中间坐满了衣衫褴褛的乞丐，周围荷枪实弹的警察神情严肃，戒备森严地巡视着四方。

　　“他们的那根弦是紧绷着的”，安娜记得一旦稍有异常响动，大家立马转身回头，四处查看。这让安娜养成一个习惯，每天早起，她必须像收看天气预报一样，打听当天官方公布的安全等级。

　　看多了这些，安娜有时会想找个角落蹲一下，消化内心的悲痛，“但更多时候你需要收拾心情继续工作。因为如果没有我们，会有更多的母亲和孩子离开人世”。

　　这样的战斗每天都在重复着。她往往一回宿舍，就倒在床上，一觉睡到天亮。有时睡梦会被半夜的急诊电话打碎，她只能暂时把困倦搁置起来，“打打鸡血”就直奔手术室。

　　有一次，一个子宫破裂、正在出血的产妇被送到安娜的病床前，可是思想传统、坚持要给丈夫传承血脉的她却“死也不肯切除子宫”。安娜耐心劝导后仍然无果，正当她焦头烂额时，病人的丈夫跑过来，给她留了一句：“我只要她活着。”安娜当时感到非常惊讶，在她的印象里，阿富汗是一个重男轻女比较严重的国家，一个丈夫说出这样的话是难以想象的。

　　每次安娜一出手术室，总能看到这个男人翘首以盼，又不敢过来问妻子的病情。病愈出院时，安娜把妻子带到他面前，经历小别离的夫妻俩在门口相聚，四目相对，啥也没说。这种克制的爱情让安娜在心里涌起一股暖流：“当时就觉得，在战乱和保守的地方，有这样的爱情真是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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