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顯示，接近80%的“不登校”學生有遭遇校園霸凌的經歷。

　　為了幫助“不登校”的孩子學習，教師工藤拓哉開設了帶小隔間的活動室。

　　日本“不登校”的小學生和初中生已達在籍學生總人數的1%。

　　在推特網上，日語標簽“不上學並非不幸”正在收集話題。標簽的說明寫道：8月19日，一場“不登校”學生聚會在日本100個地點舉行。活動發起人是24歲的小幡和輝，他希望此舉能讓社會對不願上學的孩子抱以更多同情和理解。“9月1日是自殺的孩子最多的一天。”他在推特上寫道，“你不必到學校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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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隻在夜裡一個人出門”

　　7月11日，日本文部科學省公布了2018年度《問題行為/拒絕上學研究報告》，這份報告顯示，該國每年缺課30天以上的小學生和初中生增加了6.1%，達13.3萬人，佔在籍學生總人數的1%。按一個班級30人計算，這意味著超過4300個班級空無一人。

　　近20年來，日本中小學就學人數持續下降，“不登校”情況以每年增加近1萬人的速度連年惡化，小學生“不登校”的增速（10.4%）超過初中生（4.9%）一倍﹔13萬名逃學者中，超過一半是長期缺席。

　　“不登校”是日本一個獨特的概念。根據文科省的定義，處於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每年缺勤達到30天，就被記為“不登校”。不同於家庭貧困或傷病等被動缺席，“不登校”是學生主動地長期逃學。

　　早在1941年，教育學家就提出了“學校恐懼症”概念。上世紀50年代早期，“拒絕上學”現象開始頻繁見諸報端。彼時日本經濟已進入高速增長，貧困不再是孩子上學的阻礙，“不登校”背后是“中產階級富裕家庭子女的心理問題”。

　　教育網站“東京家學”總結了7種類型的“不登校”：母子分離造成不安型、情緒混亂型（情緒低落，頭疼肚痛）、混合型、昏昏欲睡型（對學習提不起興致）、人際關系型（恐懼校園霸凌而拒絕上學）、應激性精神障礙型、發育障礙伴有學習障礙型。過去，“不登校”隻發生在小學和初中，現在高中和大學生也會“不登校”。

　　不上學的孩子們在干什麼呢？很多人宅在家中，整日埋頭於動漫和游戲。“那個時候的生活基本就是晚上起床、白天睡覺。”30歲的山口真央對日本雅虎新聞網回憶道，“我看電視劇，看深夜動畫，在網上和人聊天。我隻在夜裡一個人出門，白天就在房間裡待著。”

　　相較之下，山口的生活至少算安穩。不少孩子淪為“隱蔽少年”，流落街頭、無所事事，甚至卷入勒索和暴力事件。其中一些受困於嚴重的心理問題，最終走上了自殺的末路。

　　校園霸凌與“黑色校規”

　　面對這一越來越嚴重的社會問題，日本社會起初的反應並不令人意外：孩子不上學？打一頓就好了。那時，家長和老師都相信不上學是因為懶散或者不夠勇敢，使得本已十分痛苦的“不登校”孩子承受了更多壓力，結果適得其反。上世紀90年代，幾乎每年開學季都有學生自殺的新聞傳出。

　　日本政府和社會開始痛定思痛。他們發現，很多孩子不願上學並非是厭惡學習，而是受制於種種外部因素，其中校園霸凌首當其沖。文科省的報告顯示，近80%的“不登校”學生有遭遇校園霸凌的經歷。

　　造成“不登校”的外部因素有很多。一些孩子處理不好與教職員工的關系﹔33%的孩子無法適應學校的社團活動，為躲避這種半強制性的集體活動，干脆不上學﹔少部分人因為在讀期間懷孕而被學校勸退。

　　與校園霸凌不相上下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太過嚴苛的校規。在日本，“黑色校規”已成為社會問題。一些學校禁止學生吃午餐時交頭接耳。廣島縣一所初中規定，午餐剩飯的人要被全校廣播點名批評。雖然文科省竭力改變這一狀況，但效果並不理想。2016年，岩手縣一名初二男生因被教師欺負而自殺，而該校是文科省的“零霸凌”政策示范校。

　　據日本《東洋經濟》周刊報道，2017年9月，大阪一名高中女生因發色被學校勸退，一怒之下將學校告上法庭。這名女孩的頭發天生是棕色，老師要求她染黑，否則就退學。

　　一些學校甚至對學生內衣的顏色進行規定，並且由教職員工監督檢查，結果導致了不少性騷擾案例。據“不登校新聞”網站報道，今年3月8日的一項調查顯示，1/6的日本初中對內衣顏色有要求，其中相當一部分學校會進行檢查﹔曾受到教職員工性騷擾的學生比例為1.9%，這意味著每兩個班級中，至少有一人曾被教師動手動腳。

　　試圖獲得父母更多關愛，也是孩子們“不登校”的原因之一。日本沉重的生活壓力下，很多父母既無時間也無精力照顧孩子，使得孩子以出格的方式獲取關注。“我想多看看父母，我一天也沒機會跟他們說上幾句話。”曾經的“不登校”兒童棚園正一告訴日本《朝日新聞》。

　　還有些人純粹反感上學。“學校就如此重要嗎？”有人在“不登校新聞”上匿名寫道，“我現在30多歲了，依然不理解為什麼必須上學。從幼兒園一直到大學，我總是很痛苦。當然，我知道學校存在的意義，但我不適應學校的‘框架’……為什麼我不能做想做的事，要像個奴隸一樣被困在學校裡？”

　　他們為幫助“不登校”的孩子而奔走

　　討論“不登校”問題的同時，日本社會積極探討解決之策。教師家訪、單獨輔導等措施是“標配”。櫪木縣宇都宮市從2007年開始實施“缺勤一天就打電話，連續兩天就家訪”政策﹔名古屋市在網上公布了詳細的“不登校對策基本構想”，目標是在追蹤孩子心理狀態的同時，減少父母的焦慮並給予支持。

　　一些人盡其所能，為救助“不登校”的孩子而奔走。據《朝日新聞》8月7日報道，43歲的教師工藤拓哉在石川縣金澤市開設了名為“每個人的位置”的活動室，配有平板電腦、無線網絡，還有從小學到高中的試卷和習題冊。房間隔出了一個個獨立空間，孩子們不必與他人接觸。

　　為了告訴孩子們“你不是一個人”，減少他們的孤立和絕望感，並提供更多出路，專門的信息渠道被建立起來。“就算不去學校上課，也能參加高中入學考試，這樣的先例很多。我認為，得知這一點會令你的焦慮消失。”小幡和輝對“不登校新聞”說。

　　今年5月，這家日本最大的“不登校”新聞網站慶祝了成立20周年紀念日。編輯部中，不少人本身就有這種經歷。“高三時，我逃學了。我很害怕，根本離不開家，花了將近一年才好起來。”21歲的水口真衣告訴雅虎新聞網，“兩年前，一個電視節目提到了‘不登校新聞’，我征求了母親的意見，於是一個月后，同齡人出席高中畢業典禮時，我已經在參加這家網站的編輯會議了。”

　　“我沒有試圖消除這段痛苦的回憶。”水口說，“我想把它當作經驗，告訴所有為學校而苦惱的孩子，你不是一個人。”

　　很多人呼吁社會給予更多的寬容。東京地方議員海津敦子在美國《赫芬頓郵報》日本版上發表《逃學不是問題行為》一文，她寫道：“我們成年人能一年365天都開開心心的嗎？誰都有沮喪的時候，成年人如此，孩子也一樣……讓他們返回學校並非唯一目的。孩子們有自己的尊嚴，有自己的路。”

　　寬容和理解對孩子至關重要。“當我不上學時，最不愉快的事就是聽到母親問：你今天想做什麼？”山口真央說，“每當我聽到這句話，就會情緒失控地說，我知道我必須去那裡！但又沒有勇氣對母親發火，隻能盡可能不去看她的臉。”

　　24歲的楢崎唯對此感同身受。從小學二年級開始，她就不上學了，最糟糕的回憶是受抑郁症折磨時，父母卻告訴她：“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痛苦，不只是你。”“哦，連父母都不承認我的痛苦……我哭了。”她對《東洋經濟》說。

　　“自由學校”成為紓困之道

　　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一些民間團體把“不登校”的學生集合起來，通過私人教育讓他們得以繼續讀書。政府肯定了這種做法，並幫助其轉型為財團法人，以便獲得財政補助，就讀的學生也能取得有效的學位証明。

　　進入2000年，這類機構愈發勃興，被統稱為“自由學校”。它們培養的一些學生經過短暫磨難后重回正軌，甚至有自由學校的畢業生考上了東京大學。

　　日本第一所自由學校是奧地圭子於1985年創辦的東京新宿學校，后來“轉正”為東京新宿葛飾中學。該校在日本名聲卓著，首相安倍晉三曾於2016年到該校訪問。

　　距離葛飾中學不遠的新宿大學也是自由學校，小幡和輝就畢業於此。該校校舍是一棟普通的兩層小樓，大學部在地下一層，二樓是中小學，一樓則是辦公室和活動室。大學現有4名職員，40名學生從16歲至23歲不等，教師來自全國各地的大學。當學生們需要學習某一專業時，新宿大學就邀請他們認為合適的人前來指導。

　　這所學校學生不多，課程范圍廣泛，包括哲學、人類學、音樂、戲劇、法律、歷史、電影等。不過，新宿大學的畢業資格不受政府認可。這裡沒有固定的學制和畢業年限，校方運營除了收取學費，還要靠學生各盡所能，比如學習戲劇的學生定期演出劇目，售賣門票。

　　“那些學生非常閃亮和活潑，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位署名“息子”的母親在博客中寫道。

　　然而，自由學校非萬用靈藥，首要的問題就是供不應求。日本約有3萬所小學和初中，自由學校則不到500所，遠遠滿足不了“不登校”學生的需求，費用也不菲。據“不登校新聞”調查，自由學校平均每年收取學費4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2.5萬元）。何況，相當一部分孩子根本不願出門見人。

　　在日本，“無法適應集體生活”是十分嚴重的問題，“不登校”的孩子在升學和求職中都會遭遇重重歧視。“不上學是不被允許的”“去自由學校的是弱者”“除非你回去上學，否則沒有未來”，這些聲音都在折磨孩子們本已脆弱的神經。

　　2017年9月1日，東京上野動物園發聲支持“不登校”的孩子們。動物園在推特上貼出亞洲貘幼崽的照片，並配文道：“亞洲貘遇到敵人時，會一溜煙躲進水裡。逃跑是不需要誰來許可的，請不要顧忌旁人的眼光，有必要就逃跑吧！如果無處可逃，歡迎來動物園。這裡有很多不受人類社會束縛的動物在等你。”

　　（摘自《青年參考》報2018年8月16日12版）

　　《青年參考》特約撰稿 袁野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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