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化”举步维艰

　　2010年，一部名为《垃圾围城》的纪录片引发一时轰动，摄影师王久良将镜头直接对准了北京市的生活垃圾，让它以更为集中而具象的方式，呈现在每一个垃圾生产者眼前。

　　化解“垃圾围城”需要一个复杂的垃圾处理链条。以居民生活垃圾为例，从居民下楼丢弃垃圾进小区垃圾桶开始，垃圾就进入了漫长的运输与处理过程，从小区垃圾桶至最近的垃圾处理站，经简单分拣与压缩处理后运至附近的垃圾场，再从垃圾场运到最终的垃圾填埋场或垃圾焚烧中心，最后，垃圾被填埋或焚烧，变成土地中的转化物或一车车渣土。

　　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城市垃圾站点的合理规划和人员配置，也需要每一个步骤的设备与工艺符合环境标准。垃圾焚烧问题就曾引起过激烈的社会争议。垃圾处理事业中最受关注的也就是这一头一尾，源头上的“垃圾围城”和末梢上的“无害化”。

　　实际上，“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是一同被写入《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在这“三化”的排序上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最终无害化排在最后而减量化放在首位。

　　可惜的是，在最显性的“无害化”问题上，情况也不是很理想。在王维平看来，“无害化”的处理问题经过了漫长的责任不明期，直到去年国务院城市工作会议上，才明确城乡垃圾归住建部统一管理。

　　在“减量化”问题上，全世界有6条通用的举措：限制包装、净菜进城、旧货交易、废品回收、垃圾分类和不剩餐。王维平说，这6条分属商务部、农业部、国家发改委循环经济处等多个部门，难以集中发力。以净菜进城为例，每向城市运进300吨毛菜，其中就有1/5是垃圾，一来一回，便产生了120吨的无效运输，与其这样，不如把菜在田间地头就弄好。

　　另一方面，垃圾资源化多依靠“拾荒大军”。根据北京市市容管理委员会的数据，2012年拾荒大军的鼎盛时期，北京城每天过磅的垃圾量是1.64万吨，而现在是2.3万吨，少了废品回收的环节，垃圾骤然增加。王维平算过一笔账，少了庞大的拾荒队伍，北京每年起码多花11亿元的垃圾处理费。

　　“绿水青山”需要多方合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垃圾处理得好，绿水青山才有基本保障。

　　王维平认为，现在中国的垃圾处理事业，到了转型期。首先，国家正在设法培育正规的企业，通过科技手段提高提质增效，比如收废品引入物联网的概念，省时省力。其次，用正规军、高科技取代拾荒大军的时机来了。应该实施低利用价值回收物补贴，塑料、金属、玻璃、纸、胶皮，得根据回收的量来补贴，前期可由政府进行资金补助，产业链培育起来之后，就可以按市场规则来运作。

　　目前，城市垃圾处理的动员工作已经就绪，社会各界纷纷采取行动。在政府层面，考虑到过去多部门管理存在的效率和执行力低下的问题，北京市成立城市管理委员会，废品回收由管委会统一负责。在农村，从2007年起，清理农村垃圾的试点工作已经在着手进行。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北京门头沟区王平镇16个自然村处理垃圾的成功案例——“王平模式”。

　　王平镇通过物资补助的方式，调动农民的处理垃圾的积极性。负责人员先让村里没有劳动能力的人把诸如牲畜粪便、枯枝败叶、剩饭的有机垃圾分开，然后对他们给予洗衣粉等物资补助。剩下的塑料、玻璃再进行细分，凑够一车的数量，就可以联系京城的拾荒者，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卖给他们，这就减少了80%的垃圾。剩下的20%运到垃圾场集中处理。这种做法，既节省财政经费，又增加回收速度。当地政府把从拾荒者手里赚到的卖废品钱继续用来给大家买油盐酱醋，做分拣垃圾的补贴资金。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总的来说，我们都是在挽救这个行业并迎接它的转折点。”王维平表示，在“十三五”期间，无论是生活垃圾还是餐厨垃圾，要实现其资源化都必须重视制度创新。“只有用新办法，才能解决垃圾治理中遇到的新问题”。(记者 杨俊峰 李 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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