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的重建并不比其他方面的重建来得容易。遭遇突发事件的人，常常出现“否认期”“高警觉”和“麻木”三种状态。有的人整夜睡不好觉，听到开门的声音便倏然惊醒，有的人不停地闪回灾难发生时的场景，还有的人会排斥提及那些逝去的亲属。有一次在泥石流灾区，吴坎坎看到一位匆匆从外地赶回的丈夫。他只看到了被砸毁的房子，老婆孩子杳无音讯。本来精明强干的一个人，整日窝在帐篷里喝酒，不吃饭，不说话。

大灾待5年，中灾待3年，小灾至少待一年，是全国心理援助联盟的铁律。汶川地震后，“有些心理咨询师待的时间不长，所以他们只是打开了伤口，却没有能力或者时间包扎，就走了。”而吴坎坎在当地一待就是两年。

在位于四川省绵竹市汉旺镇的东方汽轮机厂，吴坎坎去做心理援助时，没有办法走近受灾者，光在圈子外面打转着急。后来他看到一些灾民开始搬家，自己也默默地在旁边搭把手。虽然每天累得精疲力尽，但是陪伴带来了心理上的熟悉，让他最终说出了自己是心理援助志愿者的身份。

那是吴坎坎第一次接触心理援助。之前，吴坎坎报考心理学专业时给自己勾勒的未来是做一名心理咨询师，“坐那聊个天就能挣钱，多好的行业”。但是在那之后，这个85后整整10年时间都在出差中度过，“同学聚会都要以他的时间为准”。

刚开始做心理援助时，吴坎坎和他的同事很难得到信任。灾后重建任务繁重，物资往往比心理更得到重视。吴坎坎的同事、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魏楚光记得，在彝良地震时他下乡做心理创伤测试，当地的村民报名，是因为听说每人有50元实验费。还有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拄着拐杖敲开他们的门，以为他们是“北京来的大官”，要倾诉自己失去孩子的痛苦，希望得到些帮助。

黄岛爆炸发生之后，吴坎坎曾经为了协调当地政府和专家，几天几夜没有睡好觉。直到一天下午，他感觉自己直冒冷汗，头晕眼花。有时间休息后，他一口气睡了3个小时。

到后来，一些地方政府发现，社区天天闹事、情绪不好、老吵架的人变少了，整个社区的氛围好了一些。这种志愿者才渐渐得到认可。

和灾民打交道时，吴坎坎小心翼翼。他曾在汶川地震后的绵竹市体育馆安置点看到，许多抱着心理咨询师资格证的热心志愿者一窝蜂地跑来。他们看到有人在路边哭，就跑过去问“你为什么哭，你们家有几口人”。被问多了，灾民就对心理援助产生了自然的排斥。

吴坎坎告诉记者，这是“二次创伤”——当一个人的伤口多次被别人打开，但是没有人包扎时，就只能化脓，变得严重了。“心理咨询尊重的原则是他自己主动打开，我们会协助他，告知他，你经历这些事情，第一段时间每个人都会有焦虑、害怕的反应。”

吴坎坎要求志愿者在早期避开明显碰触伤口的行为。他们到一个地方，先建立工作站，开始招募专家和专家型志愿者。“我们要稳定下来。别人看见我们稳定了，他才能够感觉稳定了，能够找到我们”，组织起社区活动，然后慢慢突破他们的心理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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