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在吴坎坎的眼里，有时只是一个窗口，从窗口折射出的是许多更深层的矛盾——夫妻不合、留守儿童、失独家庭。“我一直把灾难事件看作一个扳机，或者一个导火索。许多人在灾难发生前就有严重的心理需求。”吴坎坎说。

阜宁风灾过后，他们在当地做测评时发现，一个没有失去任何亲人的4岁孩子，创伤后应激反应比其他人强烈许多。后来通过孩子的奶奶才了解到，这个孩子的母亲很早就离开了这个家庭，父亲在外打工，孩子从小就很没有安全感。通过活动和心理辅导，孩子才慢慢变得开朗起来。

全国心理援助联盟副秘书长、中科院心理所芦山工作站副站长李晓景发现，雅安地震虽然人员伤亡没有汶川地震惨重，但在人们心中留下的伤痕并不比汶川地震轻。一方面，雅安地震之前，当地就有许多房屋受汶川地震的影响倒塌，人们难以承受刚建起来的房屋再次倒塌的现实。另一方面，是因为雅安留守儿童数量众多。在雅安工作站做了一年后，李晓景对媒体说，“与地震相关的‘特殊’孩子已经没有了，但是某种意义上来讲这里的孩子都是‘特殊’孩子。”

长期与伤痛共处，吴坎坎也养成了“职业病”，“看任何电影，都会研究情节中的创伤经历”。依据看电影的经历，他也指导开展了一门叫做“影像成长日记”的电影课。在阜宁风灾之后，他们给灾区的孩子播放《恐龙当家》，用小恐龙失去家人后的成长故事来引导孩子。志愿者很快就辨别出，哪些没法接受的孩子需要进行单独心理辅导。

今年，中科院心理所提出了“心理援助20年”的口号，要在未来10年将心理援助投射到更多失独家庭、烧烫伤孩子的心理创伤，建立起更规范的标准和专业的人才队伍。吴坎坎希望，心理学能像“1+1=2”一样，成为常识。

据2009年的媒体报道，在四川地震灾区工作过半个月以上的心理干预志愿者不足2000人，而有经验的心理援助者更为稀缺。吴坎坎告诉记者，10年之间，全国心理援助联盟已经培养了150名能够持续工作一个月的心理干预志愿者。他希望未来所有地区都能培养自己的心理健康教师和心理咨询师。

汶川地震之后，国务院将“心理援助”写入震区《灾后恢复重建条例》，7年后，《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要求各地将心理援助纳入各级政府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中，Ⅰ、Ⅱ、Ⅲ、Ⅳ级应急预案都提到“国家卫生计生委指导受灾省（区、市）做好医疗救治、卫生防病和心理援助工作”。但是吴坎坎担心的是，依然没有一个实际部门对接开展工作。

在吴坎坎看来，灾后心理援助还有很多路要走。有的地方访民不满，当地政府就会请这些心理援助志愿者去“开导开导”。每当这时，吴坎坎都会认真地厘清他们和政府的界限，告诉对方“上访户的情绪问题，我们会帮忙调适，但是根源需要你们自己解决”，让两方都明白他们是中立的第三方。

还有一次，在一场灾难过去两三年后，心理援助站需要回去继续做灾后心理健康骨干教师培训。当地政府问他们，能不能不要再用“灾后”两字了。吴坎坎强调说这是灾区的项目，他们才又勉强加上了。经历多了，他明白对方“要淡化这个事情”，自己有时候也不再执着，“毕竟大家都在恢复。”

更让吴坎坎无奈的是，有时候一些灾区学校在上课时，突然就组织孩子去操场上领捐赠物资，或者临时通知某领导要来视察。近年来，总是有一些企业和基金会打着援助的旗号闯进他们的课堂，拍了些照片又一窝蜂地散去，留下目瞪口呆的志愿者们。

“中国灾后虽然救援非常快速，但是我感觉这种混乱还会持续。”吴坎坎说。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