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停留

　　6月敦煌的沙漠沒有一絲綠色。天氣異常炎熱，旅行團還是來了。

　　有人說那天的地表溫度超過了50攝 氏度，“站在那已經滋滋冒油”。齊志輝和四五十個同事分好組，穿上專業的護具，帶上對講機，在快到正午時進入沙漠，開始徒步。

　　這是繁忙工作中，一場期待已久的旅行。齊志輝畢業於名牌大學，是一家房地產上市公司的中層，有一個2歲的女兒。那是2016年，再過兩個月他就將迎來自己的30歲生日。

　　4個小時后，在距離終點200米的地方，齊志輝昏迷倒地，他在烈日下走了30公裡，一刻未停。

　　前一晚的動員會上，他決定跟自己較個真兒，看到底能走多快，競爭前幾名。他給妻子發去信息：“我很緊張，我要往死裡走。”

　　病人

　　醫療救援的飛機停靠在敦煌機場，齊志輝通過專用擔架登機，轉運到上海一家醫院。這架獵鷹2000LX遠程固定翼飛機的機頭，貼著紅色十字，機上的醫療裝備是目前世界上最先進的。齊志輝的同事回憶，飛機上有所有ICU(重症監護室)的儀器，可以進行手術。

　　轉到上海后，當醫院院長和公司的領導站在ICU的病床前時，齊志輝已經昏迷了50多個小時，誰也不知道他還能不能醒來。

　　齊志輝得的是熱射病，腎、肝、肺、心臟4個器官衰竭外加胃出血，還有橫紋肌溶解，他的血液已經變成褐色。

　　ICU裡沒有時間，LED燈白天也亮著。滴滴答答的儀器報警聲響起，齊志輝的血液情況不妙，呼吸也微弱，搶救措施輪番上陣。如果再不醒來，醫生決定上呼吸機、做血透。

　　在作決定的最后時刻，院長用筆捅了捅齊志輝。

　　“挺神奇的，我竟然醒了。”

　　他看見病床頂上的燈光刺眼，看見兩張驚喜的臉，醫生指著老板問他認不認識，“我當時比較懵，怎麼問我這麼奇怪的問題啊。”

　　在短暫意識的清醒后，齊志輝說的第一句話是：“我想喝橙汁。”含混的句子沒人能聽懂，除了隔著玻璃的妻子，她“讀”出來了。

　　其后幾天，老板看望他時，聊了半個小時。后來老板才承認，當時完全聽不懂齊志輝說的每句話。他舌頭不聽使喚，吃飯一嘴血、刷牙一嘴血，連說話都一嘴血。

　　疾病留下的痕跡還包括沒有行動能力，他拿筷子時，飯撒了一桌子，隻能靠護工喂飯、洗澡。ICU的病床比普通病床寬敞，這樣便於給病人翻身，通常規定2個小時翻身一次，防止出現褥瘡。

　　齊志輝說話困難，因而也不願意跟醫生護士聊天。一個星期之后，他覺得無聊，找家裡要了個手機。發出第一條信息，他花了2個小時——眼睛重影，手機要貼在臉上看﹔手也一直抖，按鍵的輕重無法控制。

　　插著尿袋時，一個30歲男人的尊嚴讓他試圖自己下床上廁所，但“自尊摔碎一地”，根本站不住，“這他媽不是個廢人！”

　　他在ICU躺了22天，看不到太陽，也看不到天空。有一個小窗戶對著走廊，常年擺一個倒放的拖把。齊志輝高度近視，以為是趴著睡覺的人，他跟它“大眼瞪小眼”，心想：“這個人怎麼趴一天了？”

　　在住進ICU的第五天，齊志輝“瘋了”。他用嘴把輸液針咬掉，喊著“有人想殺我！”氯化鉀注射液他看成劇毒的氰化鉀，“誰想弄死我！”

　　突然失控、說瘋話出現在很多ICU的病人身上，一些醫院不得不把病人的手綁起來，以防他們拔掉維持生命的重要儀器。

　　出院時，母親煞有介事地做了個儀式。帶著紅紙袋，在病房裡轉了一圈。“以前我會惱火、凶她，現在隻要她覺得心安，就行了。”

　　而立之年

　　這一場沙漠驚魂被齊志輝稱作“宿命”。大學讀書時，他學的是環境，對沙漠有獨特的情感，說沙漠是人類對自然糟蹋到極點的產物。在學校的BBS上，齊志輝的簽名是“層層堆積的黃沙像是幾千年積攢的地球的褶皺一樣，我喜歡這日積月累的沒有庄稼的梯田”。

　　“宿命之二”是他這些年工作順利，朋友挺多，不會有時間停下來想：人到底為什麼而活。表面開心，內心卻憂慮和焦躁，“我往沙漠走去，到最后，原先的困惑爆發到極點。”

　　畢業時，在小城當公務員的父親讓齊志輝考公務員，齊志輝考上了但不想去，“跟老父親決裂”。父親自認為自己過得還行，每每喝多，總會教育齊志輝，“你必須怎麼樣，才能像我一樣。”但齊志輝看父親的工作一眼望到頭，“小爺我要出來，隻要不回家去哪都行。”

　　當年他投了很多簡歷，最滑稽的一次是應聘一個娛樂公司，到那一看就是一家夜總會招端酒的，他說自己做過什麼社會實踐、拿過什麼証書，“一些黃毛紋身的人冷冷地看著我，一句話沒說。”

　　后來他來到現在的公司做物業，誰家馬桶堵了、下水道壞了，打個電話罵一通，他就會被派過去修。有時也要挨家挨戶敲門收物業費，“付錢的人好像有道德優勢，就是懟你，看你不爽。”

　　靠著機靈勁兒，他被調去跑業務、拉客戶。他在4個城市駐扎過，第一次跑業務時，就被人罵得在車裡哭了半個小時。“那時心高氣傲的，哪裡受得了這個委屈，憑什麼跟你低三下四。”

　　后來“臉皮厚了”，“發現自己無所不能”。他學會了混酒、品茶﹔一個不抽煙的人比誰都懂煙﹔當時沒生孩子的他，比當爹的都懂新生兒這樣那樣的小毛病﹔沒去過中東，但攻略門兒清。

　　遇到項目集中的時期，他一天要喝三頓酒。“大概這輩子能喝的酒喝光了，出事后一滴酒都不能沾了。”

　　成為病人后，他有大量時間躺在床上胡思亂想，以前，他一倒在床上，想的是誰喜歡喝什麼酒，喜歡談哪些東西。“那時候過節送禮的單子丟了，幾天都睡不著覺。”

　　“我在那樣的生活中如魚得水、深陷其中，認為這就是我的生活。但又陷於一種糾結的痛苦，我需要陽春白雪、讀很多書、思考人生，但已經沒有多少時間和空間去想了。”

　　齊志輝有時會羨慕上幾代人，信息匱乏，目標單一。活著有時就是為了解決吃飯問題，有時是讓孩子上學。“他們比我們幸福得多，社會歷史給了他存在的意義。”

　　“死”過一次之后，齊志輝才第一次真切感覺到“我到底為什麼而存在，這僅僅是個開始。”

　　在出事的前一年，齊志輝工作調動到上海，他和妻子帶著女兒租了一居室，月租5000元。他的工作變成早期投資，做孵化器，每天參加路演，看過好幾百個項目。他說創業有時像個惡魔，年輕人把焦慮凝聚到創業上來，把人性弱點擴大化，“挺不能看的”。

　　“很多創業者身上誠實、踏實、執著做事的品質都沒有，隻能描繪一種情緒和藍圖。”

　　尤其是已經融資過幾輪的一些人，很牛氣，身上缺乏敬重，不管是對人還是秩序，隻崇拜表象的成功，“眼睛裡閃爍著未來我就是馬雲的光芒，現實中連一個雞蛋灌餅的小攤都管不好。”

　　“我們這代人，好像什麼都不缺，又好像什麼都沒有。”站在敦煌灼熱的沙漠裡，齊志輝擁有一種從未有過的決心。“我前30年從沒為哪件事努力到極致，我們這代人也不知道該往哪個方向努力，意義是什麼。”

　　齊志輝固執地在沙漠裡行進，既害了他，最終也救了他。

　　若是在失去意識時就倒在半路，一時半會可能沒人發現他，耽誤救治。“最終我出事是因為焦慮，在走到自己沒意識前的一刻，我感到一種解脫。”

　　那個異常炎熱的上午，他決定就那麼一直走下去，不給自己任何退路。途中有補給車來回開，救護車隨時能招呼，對講機一直開著，但他忘了它們的存在，內心的想法就是“不行，我得走”。

　　這讓他屏蔽了生理上的不適和痛苦，機體的警報被他忽略了。同行的人裡也有中暑的，都在慢慢地走，感覺到眼睛睜不開時，及時就醫，“我確實沒感覺到那麼多”。

　　他翻過了小沙丘，也走過硬一點的石子路，在最后時刻，他完全失去了意識，沒有視覺、沒有聽覺、沒有感覺。

　　至少有兩個人証實，他在快到終點時“看著很奇怪”，有好兄弟想跟他一起走，說“志輝你別走那麼急”，但沒有得到回應。有人說他走得很凶，眼神狠﹔有人說他眼神呆滯，像死了一樣。

　　在失去意識前的最后時刻，齊志輝周圍沒有一個人，“有人我也一定要超過他”。“在變成行尸走肉之前，我是孤獨的。”

　　人間百態

　　齊志輝的新生命是從ICU裡開始的。他的病房是一個單間，大約10平方米，擺了許多機器，顯得很擠。晚上10點，所有房間關燈休息。病人發出痛苦的呻吟，夜裡會死人。

　　清醒的時候，他試著去觀察。有些病人一直在喊“護士救救我”，“其實未必是緊急情況”。

　　最讓他難忘的是一個病情很重的病人，想見家裡人。醫生給家屬打電話，很氣憤地說，“人已經這樣了，你再不過來，兩天之后就沒了！”電話另一頭沒有給出積極回應。

　　病友是他“生病期間僅有的一些朋友，出來一個都沒見到過”。

　　“這裡閱盡人生百態。”安友仲是北京大學人民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在ICU工作了24年。他坐在幾塊屏幕前，病人的心率、血壓、呼吸頻率、氧飽和度等是屏幕上不同顏色的曲線和數字。

　　一位在ICU上班第一天的護士記下日記：各種粗細、各種材質的管道，插入他們的頭、胸口、腰背、尿道，引流出身體不需要的多余液體，暗紅色、醬油色、鮮紅色、淡黃色。生命被這些出入水量控制，被一群數字數據所代替。有人光肚子上就插了13根管子。

　　蘇醒的病人面臨何種局面？直徑1厘米的管子插在嗓子，“嘴不能言，如鯁在喉，不吐不快，誰能夠痛快？”一些病人在被告知自己不能亂動后，剛點了點頭，其后還是要動，很少能忍住。

　　“把人當做人，不是當成細胞和組織。”安友仲說。他希望病房最好有窗戶，而不是LED燈，給病人時空定位，當他從昏迷中醒來，不容易出現今夕何夕的失控狀態。窗戶還要有豎的百葉窗，病人能看見外面，外面看不見裡面，還能通風。查房時，要叫病人名字，而不是幾床的代碼，叫名字是在不斷提醒對方，他姓甚名誰。

　　“國外有一項研究，數據顯示剛剛進入ICU的病人，第一天的睡眠有40幾次，這意味著一個小時有幾次睡眠，十幾分鐘就被吵醒一次，這是非常令人難以忍受的。”安友仲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歐美病人拔掉管子的少，為什麼我們多，是因為我們耐受比歐美差嗎？其實是因為我們越來越缺乏信任。”

　　“醫生的親戚有時對當地醫院也有懷疑，缺乏彼此的信任，歐美病人是‘我不懂，我把所有治療交給醫生’”。

　　在美國，一張ICU病床前有3位護士，而中國大部分醫院裡，一個護士要照看四五個病人。非典時期，一個護士辭職時跟安友仲說：“主任，我有記日記的習慣，剛進科室的時候，您說ICU是朝陽的學科，一定有發展。我們很努力，給病人翻身擦背，100多斤，個個都腰肌勞損。”她說，下班后東西往地上一扔，床上一躺，根本不想動。剛結婚時，丈夫會給她捶背，時間久了人都受不了。

　　這裡離死亡很近。在一場清明論壇上，安友仲說自己是會場裡見証過最多從生到死的人。“做醫生，誰沒有過五關斬六將的時候，但走麥城的時候談了嗎？有些病就是治不好的。”

　　“看病跟修車不一樣，任何小的病也不能打包票一定治好，上萬種疾病能治愈的沒有多少。”呂杰是北京大學人民醫院重症醫學科的副主任醫師，他最怕聽到家屬問，“大夫你說這個手術是不是做壞了？”“手術做了九死一生，不做是有死無生。”

　　“其實沒有絕對的好人和壞人。”一些病人家屬打完官司，對安友仲說，“我對你個人沒意見，我也知道我們家這事跟你沒關系，但是我得要錢﹔癱在床上的病人，得要錢。”

　　下午有一個小時是家屬的探視時間，病床前有一些溫情時刻。老人彼此握著手，默默地趴在耳邊說一些話，不是愛你之類的，往往是孩子怎麼樣了，家裡怎麼樣了，吃了什麼飯。“那是一個很美的畫面。”安友仲說。

　　一個昏迷了10多天的病人，大概無望。家屬蹲在醫院走廊的馬扎上，不願意走。到了探視時間，家屬撫摸著病人的身體，嘴裡一直在對他講話，講著講著眼淚就掉了下來。他詢問護士，“我撓他腳心有反應，是不是進步？”

　　事實是“病人隨時有可能不行了”。探視結束后，醫生找到家屬，一頓安撫，讓他們做一點心理准備。家屬愣愣地，聽完后，把一個剃須刀遞給大夫，仔細演示了用法，請護士幫忙給病人刮胡子。

　　王玥是北京大學人民醫院重症醫學科的護士長，從業23年。“人能夠判斷出什麼是真愛。”一個五六歲的小孩，在ICU住了20多天，血液病。媽媽拉著王玥的手說，“您怎麼教育的護士，對我們孩子這麼好，擦干了屁股，還給吹吹，還擦油，一點不嫌他臟。”說起這事，王玥哭了，“她是發自內心地理解你。”

　　“最怕看到這種小病人，醫生和護士從頭哭到尾。尤其當孩子特別乖時，很配合你。你看他那麼小，遭這個罪，皮膚掉得一塊一塊的，還在那玩游戲機，意識不到自己快不行了，小孩沒有恐懼感。”呂杰說。

　　“主任總說，病人站在懸崖邊上，ICU就是那根繩，我們做的是把他拉起來，離懸崖越來越遠。”王玥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這出於一種本能，面對一個生命，人類的本性是救助。每一個醫生護士，都不希望病人在自己的班上死去，即便是病人主動放棄。

　　她見過一位孕婦，懷孕后得了肺癌，進展很快。病人一宿一宿地坐著，不停地咳，躺不下，也睡不著。她要求插管，這意味著凶多吉少。家屬反復猶豫，在門外抱頭痛哭，抉擇起來太痛苦。 當一個生命體征漸漸走向衰竭時，護士會打開窗戶，“對死亡的尊重，希望他安然離去。”

　　這些年，王玥看到人對活下去的欲望如此強烈，沒人會說“我沒錢別給我治了”。有些家裡實在貧困，決定拉回家，病人沒法表達，只是默許。

　　窮困的人不會說“我沒錢”，只是一個勁兒地問，什麼時候才能出去。有錢人的家屬作起選擇來，少了些猶豫。王玥見過有位有錢人躺在病床上，“小三”抱著孩子來認爸﹔有人在搶救，律師進來做公証﹔還有炫富的，不吃醫院的小米粥，非要吃遼參。

　　“沒有任何一個人比醫生和護士更希望你活下去。”呂杰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最親的人想的可能是其他的事，“銀行卡密碼還不知道，后續該怎麼處理”。

　　他見過，有的家屬頭一天跪在地上要求救治，沒過兩天，就又說要放棄，拒絕非常徹底。“在拒絕救治上，兒子比女兒要果斷。”

　　在這個科室，一年搶救有七八百例，平均一天有兩例。病人突然情況不好時，呂杰的神經會無意識地緊張起來。實習時遇到緊急情況，他從7樓跑上19樓，根本來不及等電梯。

　　他接手過一個高位截癱的病人，她的兒子胳膊上有文身，戴著耳環，說話不客氣，“看著不像好人”。呂杰估計他很快會放棄對母親的治療。在花了近百萬元之后，希望仍是不大，他說：“不行，我就這麼一個親媽，我得救她。賣房也救她。”

　　在ICU住了70多天后，這位母親終於摘了呼吸機，轉到康復醫院。之前欠了醫院30萬元，兒子賺一點，還一點，出院時已經還清。他果真把一套北京朝陽區130多平方米的房子挂出來賣了。

　　“那些說砸鍋賣鐵也要治的人，通常堅持不了幾天，真正需要砸鍋賣鐵的人，不會張揚，他已經去砸了。”呂杰說。

　　“我剛工作的時候，家屬問的最多的是：我們家老爺子到底有戲沒戲。有戲就繼續治，沒戲就拉回家了。”安友仲說，現在，病人家屬常說的一句話是“我們家老爺子走著進來，怎麼躺著出去了呢？”

　　王玥遇到過一個中醫世家，病人需要ICU的呼吸機，“共同的職業，他們應該很理解，但不該發生的都發生了。”

　　病人尿在床上，家屬覺得護士看護不力，給了病人一根棍，讓他有事使勁敲。“跟我們說話，從頭到尾錄音，后來要封病例，告我們。在醫院裡大吼，‘把病人治死了’，保安都來了。”

　　安友仲回想女兒出生那天，一位病人突然生命體征不好，他放棄休假，投入搶救，救了回來。一年后，病人因其他原因去世，家屬得知安友仲那天的特殊情況，在他女兒10歲前，每年那一天都帶著花去祝她生日快樂。

　　父親去世那晚，外院轉來一個病人，家屬都在美國。安友仲正陪著母親把父親送到太平間，病房一直打來電話，說家屬要求主任必須到場。安友仲還是去了，家屬不在，必要的治療隻能“硬上”，“穩定住了”。后來同事告訴家屬，安大夫的父親昨晚去世了，家屬來道歉，安友仲把他們罵了一頓：“誰沒爹沒媽，就你有爹有媽！”不打不成交，之后醫患成了好友。

　　ICU的工作通常挺有成就感。安友仲的ICU病人死亡率是3%。他們進來的時候渾身不能動，臉上是淡漠的眼神，來探視的家屬轉一圈都認不出人來。出ICU的時候能開玩笑，有病人痊愈后來看望醫護人員，那種生命力讓人全然想不到他曾離死亡那麼近。

　　重生

　　齊志輝以前的微信頭像是一個繁華背景裡疲憊的小人物，從ICU醒過來后，他換上了電影《終結者》的海報，那裡面有一句經典台詞，“I WILL BE BACK (我會回來的)”。

　　恢復的那段時間，他四處尋醫問藥，衰竭的心、肺、肝、腎逐漸恢復機能。出事兩個月后，他和家人一起度過了30歲陰歷生日，那天正巧也是女兒的陽歷生日，女兒黃色的發卡上有朵朵小花，噘著嘴等待吹蠟燭。

　　出事后，公司把齊志輝安排在海南休養。他重新獲得了許多已經遺忘了的作為一個健康人的感覺。他重新經歷自己吃進去的第一口飯，自己說清楚的第一句話，自己邁出去的第一步路，自己爬上去的第一階樓梯，自己寫出來第一個字……

　　剛開始走兩公裡，他滿腳水泡，必須一個個挑破，撒上消炎水，第二天才能保持運動量。出事9個月后，海南那天的陽光正好，滿大街的車，齊志輝心情也好，“不如跑它兩步吧。”

　　當雙腿開始動起來時，“那感覺真好，正常的走和跑，耳邊的風是不一樣的。”

　　那天他隻跑了50米，肺因此疼了2天，隻要呼吸就無法入睡。但他感到快樂。

　　“小孩子知道跑之后，發生了很多改變，世界因此變小了。”他之前隻能走，到哪裡都怯生生的，走路慢、范圍小，能跑之后，可以去更遠的地方。

　　再看《阿甘正傳》，他把裡面的每句話都融入了眼前的經歷和以后的生命，“我們把很多習以為常的擁有當做理所當然，當我承受著肺的疼痛和腿的慌亂，重新拿回奔跑的權利，我才真真切切地知道，要付出多大努力，才能收獲理所當然。”

　　齊志輝在而立之年獲得“難能可貴的平靜和跳脫”，“使我有機會以一種真正平靜和成熟的視角審視世界。我前所未有地感覺到，自我本身的存在。”有時候他一個人，走在沙灘上，海水突然涌向天空，腳底是軟軟的沙灘，海浪拍打著，他感受到無比真實地存在於這個世界。

　　以前，這種感慨隻發生在吃完飯、唱完歌，半醉半醒的KTV裡，當他“死”過一次，“死亡是實實在在的，頭腦裡的籌碼，是最忠誠的朋友。”

　　當初，但凡錯過好的機會，他會懊惱難過，現在，任何可能后悔的時刻，他的頭腦裡都有個聲音在說，“你他媽死過一回了，現在所有的東西都是白賺的。”

　　他說，“我們這代人，總是想著怎麼更快、更成功。”他的父親在經過“喪子之痛”之后，再也不會把想法強加於他，“有句老話，失去才知道珍惜”。

　　他討厭在朋友圈花式秀加班、潑洒雞湯，也不願意發一些歲月靜好的文字，更不願意絮絮叨叨總是守著這件事沒完。但在出事一周年后，他決定寫一首詩。

　　回首凝望 以為人影憧憧

　　背后卻是面荒涼的鏡子

　　隻有深淵於其中凝視著我

　　我也凝視著這深淵

　　……

　　我走在沙漠裡

　　兵丁散卻蜃樓遁形

　　追逐著五千年的烈日

　　在這個天地顛倒的沙洲

　　我獲得了自由

　　“其實我們每年都過一次自己的忌日，隻不過不知幾月幾日。現在我可以把6月12日作為那個特別的日子，時常反省自己將來是否有足夠的底氣面對死亡。”

　　兩年前的6月12日，敦煌大熱，這個年輕人決定往沙漠走去。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齊志輝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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