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南昌，有一所學校很神奇，專收“壞孩子”，而且教育效果很明顯。記者從南昌市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專項組辦公室了解到，2014年，南昌市頻發停放車輛被砸事件，作案者幾乎都是12歲~14歲的未成年人。然而，2015年以后，南昌市砸車窗盜竊財物案件下降了89%。據知情人透露，數據下降的背后與南昌陽光學校密切相關，原因是這個學校解決了這些“壞孩子”家庭管不住、學校管不了、刑法夠不著的難題。

體罰、管教、小黑屋……這是很多人印象中類似學校矯治“壞孩子”的場景，好像沒有點手段，就拿不住犯事的孩子。實際情況難道真的如此不堪嗎？近日，記者走訪了南昌市陽光學校——教育矯治有嚴重不良行為青少年的民辦專門學校。

記者從南昌市區驅車一個小時來到新建區石崗鎮。陽光學校地處鄉間，學校大門並不大，顯得很低調。穿過籃球場就是學校教學樓，與普通學校不一樣的是，這個季節有兩排穿著迷彩服的學生在球場上軍訓。再往裡走，樓前還有門衛崗亭，氛圍略微顯得有些壓抑。

“這些孩子可不好管！”在路上，團南昌市委的一位干部介紹說。2014年7月，南昌頻發停放車輛被砸事件，在紅谷灘新區曾一晚發生10余起車窗被砸、車內財務被盜的案件。公安機關發現，作案者幾乎都是12歲~14歲的未成年人。

如何處理這些“熊孩子”，曾經讓公安機關很頭疼，隻能一邊抓一邊放。團組織想到一招：團南昌市委（市預防專項組）聯合市綜治辦、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財政局等相關部門，與新建區南昌鴻杰少年學校聯合成立南昌市陽光學校，以民辦公助（政府購買服務）方式，將這些有嚴重不良行為的青少年移送到陽光學校，進行心理輔導和行為矯治，幫助他們進行社會融入。

“差生們”最稀缺的就是尊重

對於陌生人進入，學生們總是表現出極大的熱情。程暖（化名）也不例外，見到記者時落落大方，一點兒也不像常人眼裡的“差生”，吧啦吧啦介紹自己的經歷：“我在家曾是一個小霸王，家裡人管不住我，我爸更拿我沒辦法。”

2000年出生的程暖，4年前來到陽光學校。她從小生活富足，在安徽老家上的是貴族學校。盡管爺爺奶奶寵愛有加，但難抵父母離婚帶來的傷害，心裡難受時隻能用叛逆來吸引父母的注意力。可是，剃頭挑子一頭熱，熱的是她的心，冷的是大人們的態度，父母各自組建自己的家庭，總以工作忙來搪塞她。

“我爸爸把我送來陽光學校，他哭了，好無語呀，我都沒哭。”盡管不願意來陽光學校，但是那天她頭都沒回就走進了校門，感覺身后的世界無可留戀，空落落的與自己無關。

“大道理自己都懂，但就是忍不住地哭過、鬧過、撒過潑”。程暖就是不願意在這裡被老師管束，別人半個月軍訓就適應了生活，她說自己花了整整兩個月時間。軍訓生活重復又單調，隻要誰拖集體后退，整個班一起受罰，她落后次數多了，看同學陪著受罰，自己都不好意思了。一次晚上的感恩分享一下子焐熱了她的心，“服了！我不能這樣對待別人，也不能像以前那樣對待家人”。

如今，陽光學校的生活，讓她內心深處也洒滿了陽光。雖然少了一些在普通學校的自由，但在程暖看來，在這裡，同學相處沒有壓力，老師也不會戴著有色眼鏡看她是個“壞女孩”，甚至與老師熟識之后，可以無所忌憚地開玩笑、放聲大笑。這樣的輕鬆，是久違的釋然，是以往家庭從來沒有給予過這個17歲花季女孩的釋然。

與其說程暖變得懂事了，不如說隨著時間推移，她選擇與生活和解，對父母關系無法改變充滿無奈，是另一種形式的麻木：“來來去去的同學有很多，4年了，我完全適應了，對於父親也從對抗到理解，每個月通一次電話。”

初中畢業之后，程暖參加了陽光學校的廚師班培訓。她最開心的是完成作業炒出來菜，大家拿著筷子一搶而空。程暖內心清楚，父親並不會讓她從事這個行業，“我也很迷茫，不知道以后出去干什麼，如何面對這個家庭”。

陽光學校的生源，一部分是父母主動送過來上學的孩子，另一部分則是公安機關送過來的“熊孩子”。馬奔馳（化名）因為打架來到這裡，他坦言：“在這裡很輕鬆，不像外面的普通學校，老師會因為自己是‘壞學生’，就故意把位置安排在教室的最后一排，也不存在因為成績‘好學生’看不起‘壞學生’。”

在陽光學校，孩子們得到一種稀缺的尊重，這讓他們感到自由——師生之間關系相對簡單，學生不會因為成績不好受到歧視。隻要稍微努力一點，就能立馬得到老師的關注，“學校重視態度，不重視結果”。

對於這群“熊孩子”來說，在這裡找到了屬於自己的一份尊重。設想一下，這份尊重如果來得早一點，或許可以改變他們的命運。

潛移默化引導孩子的“江湖氣”

在陽光學校有個特殊景象：教官坐在教室最后一排，默默地看著學生上課，文化課老師在講台上課。有學生偷偷告訴記者，隻要同學上課開小差看課外書，都會被教官談話。教官的角色會不會讓孩子生活在壓抑之中？記者帶著問題在校園中走訪了一圈，發現教官是學校裡很重要的一個角色。吃飯由教官帶著學生，就連睡覺時，每個寢室都會安排一名教官陪著。記者暗自擔心，教官是否會打罵孩子？

見到教官林端陽的時候，旁邊的女同學調皮地喊了一聲：“老林。”然后“嗖”地一下跑遠了。林端陽說：“我平時的工作是和學生交朋友，不過該嚴厲的時候就嚴厲。”

在年輕的教官林端陽看來，教官的作用是督促孩子。這些孩子都很聰明，問題就是他們的自制力比較弱。比如他和孩子們睡在一個寢室有兩個目的：一方面要防止老生欺負新生的現象發生﹔另一方面，從疊被子到洗衣服，他都要手把手來教。

林端陽坦言，有的孩子混過社會，時間久了難免保留著“當老大”的感覺，剛來時容易與同學發生沖突，教官的作用就是防止沖突。可別小瞧這些同學，也有優點——“講義氣”，遇到同學打架，能站出來拉架。教官的作用，就是潛移默化把孩子們的“江湖氣”往正面的方向引導。

他也聽說有別的民辦學校教官無端打罵學生。林端陽介紹陽光學校的情況時說：“孩子們剛來的時候，免不了有情緒，這時我們不會插手的，讓心理教師介入輔導。等孩子情緒穩定下來之后，我們才會參與糾正他們的一些習慣。”

“動不動打戒尺，不聽話的關黑屋……這些做法我們從來不提倡，也不准教官這樣做。”陽光學校副校長鄧小毛告訴記者。

鄧小毛發現，公安機關送過來的孩子偏激性格的並不多，很多都帶著愧疚之心，比較好管理，心理上大多沒有問題，反而是家長送過來的孩子不太好管教。遇到過有的孩子揚言要絕食，老師耐著性子說服，一般一兩天也就好了。如果發現孩子有嚴重的心理疾病，不適合學校的生活，多交錢學校也不能收。

鄧小毛介紹，孩子們入校時，要接受心理測試，之后就是三周的軍訓、法治和感恩教育。大部分學生在兩周內就能適應學校的生活。之后，學生們被按照不同學齡，分別編入小學和初中班級上文化課。

學生多了，需要注意的管理細節也多了起來。有個深夜，一名男生突然起床，拿起宿舍的笤帚揮舞起來。被教官叫醒后，孩子什麼都不記得，原來孩子是在夢游。從那以后，學校規定在宿舍不允許擺放笤帚與墩布，防止出現傷人現象。這樣的管理細節還有很多。

林端陽每天就寢之前，必做的一件事就是找到寢室中年齡最小的孩子談心，了解孩子們之間是否存在矛盾，“我宿舍裡有15個孩子，他們家長的微信我都有。孩子寫信，我就用微信拍給父母，與家長隨時保持溝通”。

“混社會”的背后是孩子對家庭的逃避

作為陽光學校的心理教師，年輕的黃敏直言，剛到學校工作時很不適應。一些女生是家長眼中典型的“壞女孩”，上了初中就開始“混社會”，在KTV陪酒，每晚有幾百上千元的收入。讓她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個女孩家庭條件不差，卻流連於燈紅酒綠的生活，母親在娛樂場所找到她，把她反鎖在家裡。最終，她還是跳窗逃出去。她直言不諱告訴黃敏：“我實在放不下那種熱鬧的生活。”

在心理咨詢行業，一般要求咨詢師的閱歷比較豐富，這樣才能與被咨詢者對話。“說實話，我的人生經歷沒有他們那麼多。”黃敏發現給“壞孩子”做心理教師並不容易，有的女孩甚至在社會上交往過二三十個“男朋友”。

工作的這幾年，黃敏發現，在陽光學校做心理教師，教育女孩比男孩更難。這些女孩入學之后，黃敏與她們主動交朋友。

因為學校不允許用手機，很多女孩入校后，最擔心的就是自己突然“失蹤”了，會讓外面的“男朋友”很著急。與黃敏混熟了之后，她們會提出借用手機，向“男朋友”告知情況。借，還是不借？是擺在黃敏面前的問題。

“如果是與男生談戀愛，小女孩放心不下，我會幫著給孩子轉達一下，畢竟這可以理解。如果他們的‘男朋友’年齡比較大，那多為兩性關系，堅決不能讓他們發生聯系，還要逐漸矯正她們的思想偏差。”黃敏摸索著根據不同情況採用不同的方法。

根據黃敏的長期觀察，有“混社會”經歷的女孩子，大約能佔到入校女孩的一半左右。其中，80%~90%女孩的原生家庭都是離異、單親、重組家庭。

家庭結構完整的孩子，則出現問題的概率非常小，但不是絕對。其余的10%~20%女孩子，之所以來陽光學校，黃敏認為這些孩子的父母往往比較優秀，卻對孩子提出過高的要求，孩子們因此選擇逃避，行為出現了問題。比如有家長要求孩子考上重點高中，孩子無法排解壓力，就選擇玩游戲的方式進行逃避。

這種逃避的心理，在陽光學校的男孩群體中也表現得特別明顯。表面上，不少男生都有網癮，實際上是家庭中父母不和、家庭困頓的壓力傳遞到孩子身上，讓這群孩子承受了本不應該在這個年齡承受的壓力。他們為了逃避壓力，選擇玩游戲，甚至離家出走“混社會”。

黃敏始終認為，要教育好這些孩子，並不是簡單地不讓他們接觸手機、電腦這麼簡單。很多孩子的網癮只是表象，根源在於原生家庭出現了問題。可是，多數的家長，只是看到孩子的問題，卻忽略了自己的問題。

重塑信任關系，去年有5人考上重點高中

在陽光學校，學生們統一穿著迷彩服，其他的生活用品也幾乎沒有區別。作為心理教師的黃敏解釋，這是為了表明學生之間一律平等，在外面他們也許有不同的生活，但是來了這裡就應該選擇重新開始。

“他們與父母最缺乏信任關系，來了學校就要重新建立信任。”黃敏一語道破教育的方法。心理教師專門設置課程，讓學生以宿舍和班級為單位，參加真心話大冒險、背摔等團體輔導課程，縱向增加對老師的信任，橫向增加對同學的信任。用不同的信任，編織起他們在陽光學校的社會關系網絡。

記者在採訪學生時發現，他們的臉上閃爍著自信的神色。黃敏介紹，陽光學校重塑學生的價值觀，從對學生的評價機制入手——並不是以成績的好壞來衡量一個學生的優劣。隻要學生的情緒管理有了進步，學習態度有一些轉變，都可以得到心理老師和教官的肯定。

有老師說，教官扮演著父親的角色，心理教師則扮演著母親的角色。在陽光學校這個物理隔絕的空間裡面，脫離了世俗中對“好孩子”“壞孩子”的評價標准，這群學生形成獨特的主流文化——隻要努力就是一種進步。在採訪的過程中，有的學生張口就能說出做人的道理，實際上是校園文化在內心的映射。

該校副校長鄧小毛說：“我們就是通過這樣的方式，向社會申明，這些孩子犯過錯，但不是犯罪。陽光學校不是關押少改犯的地方，而是幫助孩子回歸社會、回歸家庭乃至回歸學校的地方。”

這種獨特的校園文化，並沒有因此讓學生徹底放棄學習。記者從南昌市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專項組辦公室得到一組數據：2017年，陽光學校的省內外自費生共252人。學校47名學生參加當年中考，5名考上重點高中，11名同學考上普高。這樣的成績不免讓人覺得驚艷。

有人擔心，在學校的環境下變好了，可是回到家裡之后，孩子依然要面對家庭的壓力，這個問題如何破解？黃敏說，每個月學校都會舉辦家長課堂，告訴家長如何與孩子相處，遇到孩子行為反復怎麼辦，與學校如何保持溝通。

有專家發現，學生回歸家庭也會存在一種無力感，畢竟問題的根源在家庭，學校的教育只是暫時的，如何預防孩子變回“壞孩子”，不僅是學校教育的責任，也是家庭的責任。這些孩子的父母能否做好父母，還是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團組織扮演監管角色介入“差生教育”

團南昌市委書記盛煒認為，幫助這些嚴重不良行為的孩子懸崖勒馬，團組織不能袖手旁觀，應該有所作為。團組織一方面應幫助孩子矯治行為，讓他們盡快融入社會，另一方面還要改變社會對他們的認知。

他給記者算了一筆賬，有的地方通過政府舉辦專門學校，一次性投入至少在5000萬元以上，且不包括后續的投入。然而辦好南昌陽光學校，政府通過購買服務的模式，南昌市委、市政府從政策和資金等方面給予全力保障，落實了每名學生每年2.4萬元的教學經費、7200元的伙食補貼費，辦學模式為江西省首創。同樣的資金就能解決1600多名學生的問題，不僅效率更高，而且政府的注意力可以更加集中，做好相應的監管。

在這個過程中，南昌團組織扮演著監管的角色，一頭聯系著陽光學校，配合相關部門提高學校辦學水平，另一頭聯系公安機關做好生源工作。

盛煒感嘆：“用這樣的方式，把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工作做扎實，幫助這些孩子重新與社會建立鏈接與信任，幫助一個孩子，挽救一個家庭。”

南昌陽光學校的辦學效果究竟如何？鄧小毛給記者提供一組數據：2017年10月至2018年1月，陽光學校以家訪、微信、短信、電話等多種方式對2017年畢業學生進行回訪，共回訪了199個學生家長，其中電話回訪中31名家長沒有接聽或者電話關機，其中，52.98%的學生正在上學，22.62%的學生正在上班，7.74%的學生在學習技術，1.79%的學生正在經商，1.97%的學生反彈。

有識之士提出，團組織介入“差生教育”的背后，也給社會一個重要啟示——應該正視“差生教育”的問題了，“差生們”真的差嗎？“差生教育”如何進行？

（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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