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6年7月，清華大學已故教授趙家和老師傾畢生積蓄1500余萬元捐助西部貧困孩子的故事，感動了很多人，本報獨家推出的“‘炭火教授’趙家和系列報道”，在社會各界引發熱烈反響，越來越多的人以志願者、捐贈者的身份加入到資助西部貧困學子求學的隊伍中來。據甘肅興華青少年助學基金會統計，基金會成立6年來，收到愛心捐款286筆，累計2400多萬元﹔累計4374名寒門學子受助，2514名完成高中階段學業，近2000名寒門學子進入高等學校學習。

前不久，本報記者在探望趙家和遺孀吳嘉真女士以及興華基金的接棒者、清華大學退休教授陳章武時得知，眾多捐贈者中有一位平凡的天津退休女工：她“手緊”“慳吝”，卻多次慷慨解囊捐助貧寒學子。得知自己罹患胰腺癌晚期后，她放棄使用昂貴的化療藥，再次向基金會捐款，並毅然決定捐出僅有的一處房產助學。不僅如此，她還簽署了遺體捐贈協議，以求最大限度地實現自身價值，達到“求仁得仁，了無遺憾”之境界。

她是誰？為什麼會做出如此選擇？本報記者近日獨家探訪了這位平凡又偉大的退休女工，在人生盡頭傾聽她的故事，捕捉她身上閃爍的人性之光，希望能再次喚起社會對愛、對奉獻、對人生價值的思索。

與王婭的首次接觸，是從一沓打印的郵件開始的。

2016年7月22日，清華大學經管學院退休教授陳章武收到一封郵件：“你們是有兩個賬戶嗎？我想確認一下。”

“能請問你了解的目的是什麼嗎？”3天后，在甘肅走訪受助學校的陳章武回復了基金會賬號。接棒管理興華基金的第3年，陳章武遇到很多捐贈者，卻頭一次碰到這種方式。

王婭的捐贈証書。

10月底，坐在位於天津西南郊王婭家門口的一間小飯館裡，從這沓郵件開始，陳章武向記者講述了這位退休女工與興華青少年助學基金會、與西部貧寒學子的不解情緣。

深秋的天津，冷風蕭瑟，黃葉飄落。等王婭輸完營養液，記者將走近這個在以分秒進行倒數的生命，和基金會工作人員一起完成她最后一個要求。

王婭說：“等辦完這些事，就不再輸營養液了。”

一個最后的要求

第一次郵件往來后，興華青少年助學基金會的賬戶上很快收到王婭轉入的6000元資助款。“我是工薪族，沒有大筆的錢，現在是個老年人了。你們若願意接納我，我很願意持續捐助下去。”在這封郵件中，王婭述說了她朴素的心願，“我退休了，也還希望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想到在西北有一個孩子能因為我的幫助繼續學業，上大學甚至讀研，真是件令人快樂的事。”

兩年多來，數十封郵件往來，讓王婭與甘肅寒門學子的命運緊密交織，也開啟了一段暖心的故事。

“這幾年，基金會的志願者、捐贈者大多是身邊人，或是身邊人介紹來的，捐贈前基本我都見過，王婭是為數不多沒見面就直接捐錢的。”2017年3月，在中央電視台《朗讀者》欄目為趙家和專門策劃制作的節目中，陳章武才第一次見到王婭：“那天本來想請她作為捐贈者代表上台出鏡，可她堅決不肯，隻坐在觀眾席上。聽完趙老師的事跡后，她一直流淚，回去后又給我發了一封郵件，‘我隻不過是捐了幾千塊錢，無法和你們比……我幸虧沒有同意出鏡，要不真是得羞愧死了’。”這次見面后，王婭成為基金會的一名志願者。家訪、審查學生資料、走訪受助學校……她全身心投入，把這當作退休后最大的事業來經營。

今年4月，一向守約的王婭卻失聯了。那天本是王婭約好和基金會工作人員一起去甘肅考察受助學校的日子。直到幾天后，陳章武才收到她的信息：“非常不湊巧，去新西蘭旅游與助學活動的時間沖突了。”又過了幾天，一筆3萬元的捐款匯到基金會賬戶上，王婭已經陸續資助了7名高中生。

讓陳章武沒想到的是，彼時的王婭根本沒去新西蘭，而是躺在了天津腫瘤醫院的病床上。

胰腺癌晚期，在癌症中屬於最凶險的一類。

命運給這個65歲、鉚足勁做公益的人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

王婭（執筆者）在好友陪伴下簽署房屋捐贈協議。楊志明攝/光明圖片

搶跑！倔強的王婭一邊和病魔抗爭，一邊加快捐資助學的腳步：5月，還在病床上的王婭不忘為基金會匯去早已准備好的捐款﹔8月，她停掉全部放療，拖著乏力的身體踏上奔赴甘肅的家訪，因為她知道，“再不趕快去，就再也沒力氣去了。”

在記者探訪王婭的前一周，遵照她的意願，基金會工作人員已經為其辦理了遺囑公証：在她身后，將僅有的也是最大的資產——一套商品住宅房捐贈給基金會，用以資助更多的貧寒學子。但很快，王婭反悔了——變身后捐贈為生前贈予，她說：“這樣可以盡可能地減少不必要的麻煩，讓錢能順利用到孩子們身上。”“我們都勸她，病魔無情，要留下足夠的治療費用。她總是說，自己有，別擔心，可實際上，她連救命的藥都嫌貴。”對於這個倔強的老大姐，基金會志願者楊志明毫無辦法。

“並不是我舍不得用昂貴的藥物。主要是藥物貴是貴，效果還不好，副作用也讓我難以接受，我就不願意用了，還不如把錢用在孩子們身上。省下治療費，我願意多資助幾個學生。”這是王婭發給楊志明的短信，一如她始終如一的朴素與真摯。

一筆最大的財富

陪伴在她身邊的摯友說，王婭已經整整一個星期粒米未進了，全靠每天兩瓶營養液撐著。但記者看到的王婭家卻完全出乎意料。不大的一居室，沒有什麼貴重的陳設，但非常整潔。角落裡、茶幾上、陽台邊，鮮花綠植，生機葳蕤。

“我愛花，好著的時候家裡養了幾十盆，好看極了。現在身體不好，好多都送人了，但朋友們來看我還是愛送花。”一頭利落短發加鮮亮的黃毛衫，見到記者，快步迎上來的王婭臉上滿是笑意。握手時那皮包骨頭的手和低於常人的體溫，才讓我們意識到這是一個被病魔折磨許久的人。

“花送人了，走時穿的衣服准備好了，遺體捐贈的手續都辦完了，看我這具身體走了后還有什麼用就全部拿去。”一邊招呼記者坐下，王婭一邊跟陳章武以及基金會工作人員交流她對身后事的安排，“我現在最大的心願就是趕緊把房子捐贈的手續辦完。”

“為什麼要這樣做？把錢留下來，不是可以用點好藥、讓自己過得好點嗎？”面對一個毫不避諱談論生死、有條不紊安排后事的人，記者坦陳心底的疑問。

“我過得挺好的，要那些錢沒用。”

“給你們看看我這輩子最大的財富吧。”王婭起身，打開客廳的櫃子，小心翼翼地捧出兩個牛皮紙袋。

從1989年捐給希望工程的100元開始，到給天津市救災扶貧的5000元，再到給中國教育發展基金會的捐款……七八張保存完好的收據、証書，記錄下王婭20年來從未間斷的捐贈之路。

“沒有你們想的那麼高大上，就是自己有些能力，能幫就幫一點。”看到記者為這些証書拍照，王婭趕緊擺擺手，“從小到大，家裡就是這樣做的，習慣了，很平常。我記得小時候我家有一床特別好的軍用毛毯。有一年天津發大水，我爸媽卷起來就捐了。后來，每次國家號召捐款，我爸都是街道居委會裡捐得最多的。我那時就覺得，不管能力大小，‘幫一把’是挺有意義的事。”

做起公益來慷慨無比，可對待自己王婭卻手緊到極致——家裡值錢的“幾大件”，是2017年花2000多元買的34寸電視機﹔她酷愛攝影，下了好幾次決心才放下用了多年的卡片機，買了個8000多元的單反﹔平時穿的衣服、用的包從不超過100元。

“我特別不理解那些一個包、一件衣服就要幾千、上萬元的人，太沒有必要了，還有那麼多人需要幫助，應該把錢花在有意義的地方。”王婭的另一筆大投資，是2016年7月花1700元買的第一部智能手機，還是因為舊手機實在是不能用了。

正是這筆大投資，給王婭的生活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改變。

一段永恆的溫情

“用上智能手機，我才有了微信，看到了朋友發來的《光明日報》對趙家和教授事跡的報道。”

“原來有這樣一個人，這麼無私﹔后來又有這樣一群人，如此火熱。我怎麼沒早點認識他們，加入他們呢。”直到走進興華助學基金會已兩年多，那種相見恨晚的追悔仍然讓王婭難以平靜。

除了給予孩子們物質上的幫助之外，王婭更希望的是，因為這些資助，孩子們能自由地選擇自己想做的事。

有一次，王婭資助的一個孩子給她寫信，說高考時想要報考師范專業。一向怕打擾孩子學習的王婭著急了，她怕是因為錢絆住了孩子追逐夢想的腳步。她想方設法找到了孩子媽媽的手機號，“我告訴那個孩子，你想學什麼、學到哪兒，我都資助你。當聽到孩子說就是喜歡當老師時，我的心才放下。”

“她永遠那麼充滿活力，根本看不出已經65歲了。”楊志明比王婭還小十幾歲，卻一直慨嘆她對待公益事業的旺盛精力，“在今年8月離開蘭州時，她還和我們約定要經常參加基金會的公益活動。”

病魔襲來的那一刻，王婭最大的遺憾竟然是，“我再也沒有時間參與基金會的活動，為孩子們做事了。”

“原來我想著，時間還長著呢，可以慢慢捐。沒想到，突然間就有了期限，我必須得加快腳步。”王婭一再說，她太過平凡，不值得被報道。而她之所以願意接受採訪，也是希望能像當年趙家和教授的精神感召她一樣，為孩子們聚攏起更多的愛心。

離開王婭家，已是夕陽西下。朋友們一早買來了肉和菜，楊志明為王婭帶來了她在內蒙古插隊時最愛的馬頭琴。晚上，一個興華基金會資助的大學生也要趕來，和他們一起包餃子、聊聊天。

琴聲低回，餃子飄香。在王婭心裡，這樣的溫暖或許抵得上任何金錢帶來的享受。

“這就是一位普通的中國女工，善良、豁達、明理。社會需要這樣的人。願天下長存好人，願好人常做好事。”返程的列車上，記者收到了陳章武發來的短信。

此時，抬眼看看窗外飄零的黃葉，竟也多了些新生的況味。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這也許就是王婭追隨趙家和所追求的“求仁得仁，了無遺憾”，也是今天我們每個人應該找尋的生命答案。（記者 豐捷 鄧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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