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是對我國社會治理的一次大考。此次大考中，慈善組織積極動員社會募捐，為疫情防控提供資金和物資支持、開展各種志願服務、關愛受疫情影響的特殊群體等，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受到了黨和政府以及社會的認可與重視。但在考出成績的同時， 社會組織也暴露了不少的問題與短板。后疫情時代，大考之后的復盤與反思，成了公益慈善領域必須面對的課題。

“要重視公益慈善組織在重大突發事件當中的應急響應，必須進行改革。”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央視主持人白岩鬆遞交的提案——《推動公益慈善組織在重大突發事件當中應急響應機制的改革》，引發了社會的高度關注。

在白岩鬆看來，公益慈善組織在重大突發事件面前，存在“小馬拉大車”的情形，很難把所有事情做好。“它固然有能力不足、需要快速提升的地方，但更多的是機制不順暢，所以應當進行相應改革。”白岩鬆認為，各級政府要高度重視慈善機構在重大突發事件中的應急響應。公益慈善組織公開透明的問題，也應該用機制去解決。

白岩鬆對於公益慈善組織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反思，也正是許多公益慈善領域專業人士正在思考的問題。

“疫情防控對我們甚至整個行業都是挑戰。”湖北省慈善總會副秘書長康鋒接受《慈善公益報》記者採訪時坦言：“我們沒有很好的經驗可借鑒，尤其面對境外捐贈，很多工作也是一邊做方案，一邊做修正。這體現了我們慈善組織參與大型緊急救援存在經驗不夠、預案不夠的情況。”

康鋒強調，疫情應急救援過后，慈善組織應該從機制的角度、行業的層面去做一個總結。“比如慈善組織怎樣更高效地運轉，收獲是什麼，存在哪些問題，下一步該怎麼做，為今后的災害救援應對工作貢獻理論研究成果。”

清晰定位 明確方向與擔當

白岩鬆和康鋒所關注的問題，擺在首位的就是在重大突發事件下，公益慈善組織如何定位自己。

眼下，雖然很多疫情防控相關的公益項目均已收尾或者關閉，但仍有大量的工作需要社會組織來做，比如款物的使用去向跟蹤與評估;疫后心理重建和哀傷輔導;一線的醫護人員的心理關懷……

“不論參與開展的工作內容是什麼，社會組織清晰的定位都顯得尤為重要。”康鋒表示，參與疫情救助，慈善組織要找准自己的定位。

“政府主導，我們助力補充。”康鋒認為，從汶川地震、冰雪災害、泥石流等慈善組織參與救災經驗來看，慈善組織是動員社會力量、助力解決社會問題的機構。

不少社會組織的有關負責人對此深表認同。

上海卓越公益組織發展中心理事長徐本亮認為，疫情防控期間還是各種社會問題和矛盾比較突出的時期，更需要社會組織站出來，發揮其專業優勢和專業能力，拾遺補缺，彌補政府工作的缺位和不足。“疫情期間還有很多小事、瑣碎事需要有人去做，單靠政府是遠遠不夠的，這就需要社會組織等社會力量充分發揮其作用，這也是‘社會治理’的應有之義。”

“既要參與，又不能越位。”北京師范大學風險治理創新研究中心主任張強認為，面對災難，公益組織要把握責任與參與度的平衡。“公益組織需要有不缺位的擔當，同時也需要有不越位的理性思考。比如我們需要關心自己、關心同行，也要看見政府、企業和社會各方的行動。”

協同合作 熱議長效機制建立健全

贏得這次大考，從眼前看，要科學精准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從長遠看，要創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舉措的體制機制，提高應對突發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這已經是社會的共識。

記者了解到，社會組織參與抗疫的復盤調查中，“建立社會組織之間的協作長效機制”與“建設和推進社會組織響應重大公共衛生危機事件的長效協作機制”被業內專家學者和慈善組織相關負責人“點名”最多。

新冠肺炎疫情涉及面大，打破了行政區劃，而地域上封閉，行動上隔離，加上《慈善法》頒布之后，更加強調了社會組織行動的法律規范性，這為社會組織發揮救災作用帶來諸多挑戰，但也為行業內協同合作帶來契機。

以遍布全國、規模巨大的慈善援助體系為優勢的中華慈善總會及全國慈善會組織，在此次抗擊疫情的募款募物、救援物資轉運和社會捐款轉贈等方面凸顯了其優勢。中華慈善總會率先發起了戰勝新型肺炎疫情公共募捐行動，成立了行動領導小組及下設工作組，並明確職責。

早在1月25日，相應的行動機制就全面運轉起來，對接湖北省慈善總會向湖北疫區源源不斷輸送慈善款物。而其他省級慈善會組織同步積極動員與協作，跨地域聯動，以湖北省慈善總會和武漢市慈善總會為圓心，迅速鋪就了一張慈善援助體系大網，不失為抗疫協作的典范。

常年參與中小災救援的壹基金，在參與應急救災及開展社會組織協作方面也同樣積累了豐富的資源和經驗。壹基金在此次救援中把“屬地救援”作為項目策略，並推動當地社會組織與社會組織之間的協同救災機制，其長期積累沉澱的協作機制效果得以顯現。

之所以能在緊急情況下迅速聯動一定規模的社會組織開展協作，背后是壹基金花了9年的時間，投入大量的資源到20余省的市縣各個層面的社會組織建設聯合救災機制。

記者了解到，壹基金在湖北迅速聯動91家市縣公益組織，得益於壹基金從2016年長江流域洪澇災害救援后，花了3年多的時間投入資源支持湖北社會組織聯合救災網絡發展，陪伴他們成長的結果。

“當地人辦當地的事兒，當地的社會組織解決當地的問題，是此次疫情社會組織協作的特點，也是本該有的特點。”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會秘書長李弘認為，北上廣深除了社區類社會組織關注本地社區疫情防控外，其他的社會組織在公益生態裡應該是一個支持協同、互相信任的角色。

關於慈善組織在面臨重大災害救援時的分工與協作，早已不是新鮮命題。記者了解到，疫情初期，武漢各大醫院物資告急，相繼向社會發出公告緊急求援，當某家公益組織快要把物資送到求援醫院時，院方卻表示已經收到了其他公益組織的物資捐贈。這樣的信息不對稱對抗疫效率及資源配置等方面都產生了影響，也凸顯了社會組織在發揮作用的同時“各自為政”、缺少統籌，暴露了缺少協作的短板。

“行業需要建立信息共享機制和協作端口。”對此，招商局慈善基金會副秘書長李志南認為，如果今后能在信息標准化的基礎上協作，並在平時的工作中注意一些端口的建立，有助於在應急事件出現的時候迅速啟動協作。

北京致誠社會組織矛盾調處與研究中心執行主任何國科建議，行業應該進一步建立社會組織協作系統，比如數據化平台，整體呈現社會組織的抗疫行動，以及資源供需兩方的是實時情況。“如果整個行業都能了解到同行伙伴的動向，有助於自發形成協作，整合資源，發揮更大效益。”何國科說。

愛德基金會副秘書長何文認為，協作與分工應該是一體兩面的。有分工才有協作，社會組織協作需要避免因同質化而引發的不必要競爭。對此，各家基金會需要真正從自己專業、特長分工角度，有所取、有所舍，明確自我生態位。

“建設和推進社會組織響應重大公共衛生危機事件的長效協作機制”也是抗疫后期在業界呼聲較高的命題。

對於該機制的展望，上海市民政局原局長馬伊裡認為，這次疫情，政府行政系統自上而下的機制優勢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和強化。疫情當前，老百姓也表現出了極強的集體配合意識，大家願意以諸如限制出行、取消聚餐等方式配合政府。政府的這套機制在這次公共危機事件應對過程中，協同意識和學習應變能力得到很大的提升。同時她也提出，社會組織缺少動力，很多事情希望由政府來牽頭。包括社區一些志願和組織的行動，總體上還只是在自上而下的行政邏輯框架內。此次疫情的響應機制，都只是行政框架內的議題，而實際這應該是一個多元合作的治理結構。馬伊裡認為，政府和社會組織合作，社會組織還是應該回歸姓“社”，回歸它的社會性，從社會當中連接自己的資源。

對此，也有專家持不同意見。

華東理工大學教授、上海市社會工作者協會會長范斌認為，要形成中國特色的社會組織參與疫情防控的機制，社會組織應該在制度框架內開展防疫服務，合法合規合理地參與防疫，秩序井然，才保証了防疫的有效性。

“社會組織參與抗疫並不是盲目的從眾行為，而是不斷在政府一系列政策的指導下，調適自己防疫的計劃。”范斌說。

而對於社會組織參與抗疫過程中出現的一些亂象，范斌認為，面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各地區治理水平不一，導致一些亂象出現。社會組織應該認真踏實履行防疫職責，以做實事的姿態去防疫，以務實的精神作風彰顯出了社會組織的精神風貌。社會組織彼此之間存在差異，因而在實際工作中區別度較為明顯。“中國的社會組織在疫情大考面前，要不斷總結經驗，形成了中國特色的社會組織參與疫情防控的機制。”范斌表示。

自身建設 抓住“再發育”的契機

“在實際參與抗疫過程中，社會組織人才和能力的短板依然明顯、參與防疫的程度依然有限、角色定位及服務邊界模糊、居民對社會組織普遍認識依然不足、保障激勵政策處懸浮狀態等問題，需要通過出台相關政策、宣傳和提升社會組織的能力去進一步完善。”范斌認為。

記者發現，此次疫情影響了我國諸多社會組織發展甚至是生存，尤其是湖北省和武漢市一些民間公益組織，面臨“維持不下去”的窘境。對此，徐本亮認為，公益也是一個受疫情影響較大的行業，整體壓力很大，特別是一些初創的社會組織面臨生存危機。呼吁有關部門可以盡快出台針對社會組織的扶持政策。

“疫情使確定的未來突然變得不確定，怎麼辦?答案是變成更好的自己。你的能力要提升，身體素質要好，應對變化的能力要強，隻有這樣才能更好面對不確定性。我們補齊短板，自我完善，以加快改革、更加開放的姿態來回應這段歷程，我們就會往前走。我們必須用進步來完成對不幸日子的補償，而不是別的。”白岩鬆說。

眾所周知，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國出現了社會組織蓬勃發展的大好局面，此次疫情大考能否為社會組織帶來再次發展的契機?

恩格斯曾說，“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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