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伴隨我國扶貧開發工作的深入推進，生態扶貧作為精准扶貧的重要方式之一被予以越來越高度的重視。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指出，對於生態環境特別重要和生態環境脆弱的貧困地區要實行生態保護扶貧，將生態扶貧視為精准扶貧、精准脫貧的重要方式。2018年1月，國家六部委共同制定的《生態扶貧工作方案》更是進一步指出，通過實施生態保護、生態修復工程建設和發展生態產業，積極帶動貧困戶脫貧增收，有效改善貧困地區群眾生產生活條件，進一步明確了生態扶貧的重要性。

發展生態經濟推動貧困地區經濟與生態協調發展

發展生態經濟就是要在實現經濟發展的同時實現生態保護，其本質是遵循生態和經濟規律，合理利用自然資源，在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上發展經濟，實現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的雙重目標。在精准扶貧的框架下發展生態經濟，就是要秉持生態建設和扶貧開發、生態恢復和脫貧致富協調共進的理念，將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相結合，通過改變依靠資源攫取、破壞自然環境為主的發展模式，為貧困人口提供就業和創業機會，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地區人口生存和生態環境之間的對立問題，提高經濟收益﹔同時，通過對貧困地區的生態建設與經濟發展的有機結合，可持續性的推動貧困地區綠色發展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當前，影響貧困地區生態經濟發展的因素大致可分為直接因素和間接因素兩種。

直接因素主要包括資金、環境、資源、技術和產業結構五個方面。

在生態經濟的發展初期甚至較長一段時期內，可能是無收益甚至負收益的，同時生態經濟發展，往往涉及多個領域，所需要的資金量也遠高於傳統產業。資金問題成為制約貧困地區生態經濟發展的最大問題。

人類的生產活動必須考慮環境承載能力。目前我國大部分地區普遍面臨環境污染和環境壓力過大問題，為避免因過度發展經濟而導致貧困地區生態環境被破壞，在選擇生態經濟發展模式時，必須准確把握貧困地區實際面臨的環境問題。

在貧困地區發展生態經濟，要充分考慮當地資源的存量、可用量，產業發展對資源的依賴程度，資源利用的方式和利用效率等因素，進而實現效益最大化。

發展生態經濟的本質就是實現綠色可持續發展，技術在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降低資源能源消耗、開發新型資源等方面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要實現貧困地區生態經濟的持續發展，必須在考慮產業結構布局的同時，兼顧資源的可持續供給、生態環境安全。推動貧困地區脫貧致富，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必須優化當地產業結構，使之具備持續為當地貧困群眾提供就業崗位或創業機會，從而持續提升當地貧困群眾收入，確保脫貧而不返貧。

間接因素包括自然稟賦、人口、經濟發展水平、科研水平和社會文化等。

自然稟賦是人類所有生產生活的基礎，一般包括礦產、土地、水和氣候等。自然稟賦不僅影響著所有直接因素，而且還影響其它間接因素。選擇何種生態經濟模式，必須考慮貧困地區的自然稟賦。

我國貧困人口基數較大，年齡層次多元，致貧原因復雜多樣。此外，人口也被視為一種資源，人力資源在推動當今社會經濟和技術發展等方面擁有無法忽視的巨大作用和貢獻。

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與區域的自然稟賦、人口、科學技術以及社會文化之間存在相互影響的關系。一地經濟發展水平主要影響到該地資金供給能力、資源需求量、環境壓力、技術水平和產業結構等。

地區科研水平往往和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區往往科研水平、科研能力就高，技術創新的能力也就越強，產業的邊際效應就越好，群眾的邊際收入增加的就越快。

不同區域的文化差異，導致人們對於生態經濟理念的認知程度不同。人們對生態的認知差異盡管不會直接影響生態經濟發展模式的選擇，但會對生態經濟的發展形成促進或制約作用。

扶貧政策如何擾動生態經濟發展

隨著精准扶貧工作在實踐中不斷深入推進，未來生態經濟的發展形勢勢必越來越好。

一是立足當地資源優勢，產業發展特色化。當下的扶貧形勢要求，精准扶貧必須立足貧困地區的資源優勢，大力發展區域特色產業，通過發展資源環境可承載的種養、加工、商貿、旅游等特色產業，形成生態經濟與扶貧開發的良性互動。

二是政府主導之下的多方參與，參與主體多元化。目前生態經濟的發展基本由政府主導，參與主體也隻有政府，而這隻能解決生態扶貧受眾“點”的問題，無法做到“面”的推廣。政府的主導推動作用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忽略市場、社會組織、自治組織等其他主體的協同參與作用。隻有動員多方社會力量尤其是企業力量共同參與到貧困地區的生態經濟發展中來，生態扶貧工作才能取得更加卓越的成效。

三是區域聯合不斷加強，產業發展規模化。貧困地區的產業發展，往往由於資源有限、結構單一以及經營規模小而收益不高，因此，加強區域聯合，發揮經濟發達地區和貧困地區各自的比較優勢，增進區域間資源共享，信息互通，利益互惠，優化產業結構，擴大產業發展規模，加速推進各區域產業發展生態化，成為絕大多數貧困地區生態經濟發展的迫切需求。

四是體制機制不斷健全，保障體系完善化。生態經濟發展離不開體制機制保駕護航。一方面，生態經濟的發展需要科學的規劃引導和合理有效的協調統籌。另一方面，生態經濟發展的成效也需要科學有效的評價評估機制。同時，生態經濟的發展離不開相關法律法規的規范和保障。生態惡劣地區的經濟基礎一般相對更加脆弱，更經不起罔顧自然規律的經濟社會發展規律，一窩蜂、大干快上等運動式的折騰，更需要科學評估前提下的法律約束，需要在謹慎、理性而又敢於嘗試的探索中不斷進步，在進步中不斷探索。

在全國脫貧攻堅的大潮中，內蒙古、西藏、新疆等很多西部生態條件惡劣地區結合自身稟賦特色，走出了一條生態、生產、生活有機結合，家園變綠和生活變好相結合的成功之路。以內蒙古庫布其為例，多年前的內蒙古庫布其沙漠生態極端惡劣，是中國最貧窮的地區之一。在當地黨委政府領導下，庫布其在領頭羊和主力軍億利集團等企業的市場化力量推動下，以生態治理為先導，通過市場化機制持續“造血”，精准施策，多措並舉：把綠起來和富起來相結合，生態與產業相結合，扶貧與“扶智”與“扶志”相結合，讓庫布其及周邊沙區10.2萬名群眾徹底擺脫了貧困，年均收入從不到400元增長到1.4萬元。

解決影響民生改善持久性問題的建議

為確保脫貧攻堅的可持續性，必須從根本上解決一系列影響民生改善持久性的深層次問題，從標准、機制、模式等方面進行完善，激發積極性，確保生態惡劣地區的脫貧能夠久久為功。在此提出以下建議。

一是建議國家要對生態產業進行獨立定義和統計，建立真正意義上的生態產業界定、考核和支持體系，用生態產業帶動當地群眾脫貧致富。

二是建議國家自然資源資產評估評價和生態補償機制、生態產品定價和收費機制以及生態產品的交易機制，讓生態惡劣地區的治理獲得回報，從而反哺當地的產業發展和群眾脫貧。

三是建議國家以內蒙古庫布其沙漠億利生態區等地為試點，探索治理后補充耕地的新模式。庫布其經過幾十年治沙綠化改土，積澱了豐富的土地資源、生態生物資源，具備了規模化沙地補充耕地的承載能力。

四是建議國家組建公私合營生態產業基金，用綠色金融拓寬生態產業的扶貧之路。

目前我國剩余的貧困人口大多數集中在生態條件惡劣、基礎設施薄弱、產業資源匱乏、貧困人口主動脫貧意識亟待強化的地區。在精准扶貧政策的驅動下，要帶動貧困地區脫貧致富，避免返貧，必須充分考慮貧困地區各項因素，尤其重視生態因素，通過發展生態產業走可持續發展道路，通過一系列機制、模式層面的優惠政策與改革措施，變“輸血”為“造血”，轉“授魚”為“授漁”，確保長效化、機制化。（特木欽 王佔義）

（特木欽系中國人民大學團委副書記、博士﹔王佔義系蒙古防沙治沙協會首席智庫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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