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救就是命令，時間就是生命。如果說120是城市的“生命線”，院前急救醫生就是生命的“守護神”，他們24小時值守，爭分奪秒，整天跟死神賽跑。在平凡的崗位上，他們承受著巨大的風險和壓力，其辛苦卻常常不為人所知。

　　從今日起，我們推出“走近急救醫生”系列報道，記者通過跟隨採訪北京、武漢、西安三地急救醫生，真實記錄他們的特殊工作狀態，反映急救行業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希望能引起社會對急救醫生的關心和理解。

　　——編 者 

　　北京120急救醫生王克信

　　自己都想躺擔架上了

　　黃 蓓

　　12個小時，9趟出車，1碗蓋澆飯，10分鐘午休，這就是北京120急救醫生王克信（圖①）的一天。

　　7時50分，王克信剛趕到北京市120急救中心南區分中心，還沒來得及吃早飯，便接到了第一個急救任務。他迅速套上工作服，司機孫誼已經將車開至院門口，兩人匆匆趕往西草市，車子剛開出路口，接到了任務取消的通知，病人被999急救車接走了。

　　8時多，西交民巷的張奶奶不慎摔傷需要救治，正值上班高峰期，道路擁堵嚴重，拉響警笛的救護車依然在堵塞的車流中緩緩前行。

　　王克信說，去年，120急救中心要將一名臨產孕婦送往醫院，卻在路上遇到了嚴重堵車，而所在路段又禁止鳴響警笛。當時，孕婦臨盆跡象明顯，情況危重，家屬情緒十分激動，對司機的解釋置若罔聞，最后在盛怒之下投訴了司機。

　　中午12時，北京宣武醫院門口，病人的女兒正在焦急地等待，看到救護車，她快步走到車前，帶著王克信匆匆走進ICU病房，她的母親劉奶奶患有心肌梗塞，剛剛做完心臟支架手術，需要轉院繼續治療。

　　王克信將包著衣物的袋子墊在劉奶奶的頭部，想讓她躺得更舒服些，並輕聲安慰：“你看，這胸口的線拆了，精神也很好，這病都快好了，別難過了。”女兒回來后，看著母親臉上的淚水，握緊了丈夫的手，有些哽咽，三人一路沉默。上了救護車，王克信為劉奶奶裝上心電監護儀，緊盯著上面跳動的線條和數字。

　　王克信說，他也碰上過一些讓人心寒的家屬。在一次搶救任務中，他將一名突發心臟病的老人從死亡線上救了回來，可是並沒有迎來病人家屬的感謝，反倒挨了重重的一巴掌。家屬根本就不希望他父親被救回來。那一巴掌，打在醫生的臉上，疼在那位老父親的心裡。

　　一直忙到下午1時30分，王克信和孫誼在附近找了一家小店，點了兩碗蓋澆飯、兩罐可樂。一口冰涼的可樂入喉，王克信的臉上總算有了一絲輕鬆的神情。二人吃飯的速度和搶救病人的速度不相上下，從早上忙到現在，這是他們倆喝的第一口水、吃的第一口飯。

　　十幾分鐘午休后，王克信將通信設備狀態更改為待命，投入到下午的緊張工作中。

　　“您好，我是120急救中心的醫生，請問傷者現在情況怎麼樣？有沒有高血壓、心臟病？”每次出任務，在到達搶救現場之前，王克信都要和傷者或家屬進行溝通。

　　下午4時，王克信接到了救治摔傷病人的任務。在豐台區的一家商場，一名老人不慎在電梯上摔倒，頭部流血，到達現場后，商場的工作人員將王克信帶到傷者面前。王克信檢查老人的傷勢后，為她進行了簡單的包扎，測量了血壓和心率，就近送往醫院處理。

　　這一天，王克信的呼叫器不斷響起，出了9趟車。“累是常態，不累才反常。最累的時候，我自己都想躺擔架上了。”王克信笑著說。晚上8時，王克信才脫下工作服，走進茫茫的夜色中。

　　武漢急救中心中南醫院急救站醫生徐芳

　　12小時出了8趟車

　　本報記者 付 文

　　上午9時，湖北武漢急救中心中南醫院急救站醫生徐芳（圖②右一）就接到指令，一位胃癌病人因肺部感染需要立即轉院。來不及和交班同事多說，徐芳就跑上了救護車。

　　“王師傅，你把口罩戴好，當心感染！”徐芳小聲叮囑擔架員王先福。一名司機、一名醫生、一名護士、兩名擔架員，組成了一個急救團隊。徐芳說，從事急救醫生這麼多年來，經常被病人和家屬“言語侵犯”，有時甚至會被打。

　　“司機和擔架員都是男同志，出現突發狀況，他們總是替我們擋著。”徐芳說。見慣了生老病死，徐芳的性格早已“磨”平：“患者和家屬的焦急情緒，我們都能理解。”

　　從2004年大學畢業至今，徐芳已經干了11年急救。按照要求，上24小時班可以休息48小時，但這只是“名義”時間。值班結束后，還要給車輛消毒、填寫值班記錄，有時還要去開會，休息時間根本不到48小時。臨近下班接到任務，徐芳還得出車。

　　“這趟要送一個結核病人。”下午3時許，徐芳又出車了。從早晨開始上班至今，徐芳已經連軸轉了6個多小時，連午飯也沒吃。

　　“水果湖社區有一名老太太摔傷，頭部血流不止。”剛回辦公室沒多久，急救中心又傳來指令。馬不停蹄，徐芳帶人立即前往。

　　到了小區門口，許多社會車輛無視救護車鳴笛，擋住了去路。“像這樣真是很無奈，那頭病人正等著我們搶救，這頭又過不去，恨不得長對翅膀飛過去。”徐芳說。

　　堵車10分鐘之后，徐芳才趕到為摔傷老人止血，包扎完畢立即跑到電梯門口按電梯，兩名擔架工抬著老太太就進了電梯。“我們搭班子三四年了，工作起來很有默契，彼此一個眼神就能明白意圖。搶救病人，動作一定要麻利，盡全力節約時間。”

　　返程路上，徐芳一邊盯著心電監護儀，一邊詢問家屬病人有無藥物過敏史。10多分鐘后，救護車順利到達中南醫院。徐芳小跑著進入急診室，仔細向接診醫生介紹病情。

　　“媽媽，我來看你了。”剛走出急診室，徐芳7歲的女兒就跑了過來。當天是周五，好幾天沒見到媽媽，女兒纏著爸爸帶她來醫院。“多虧家人理解，才能堅持下來。”徐芳說，最初家人都不願意她干急診，但拗不過她。現在家裡都是丈夫做飯，女兒說爸爸做的飯比媽媽做的好吃，也是這麼多年練出來了。

　　和女兒見面不到10分鐘，指令又到了。臨近中南醫院的一所高校內，一名大學生醉酒不省人事。“一二三，使勁！”這名大學生體重接近180斤，徐芳招呼了幾個同學幫忙把他抬上擔架。“你感覺怎麼樣？想不想吐？”徐芳問。話音未落，醉酒學生吐了，車廂裡彌漫著難聞的酒氣和腥味。

　　晚上9時半才下班。這一天，徐芳12個小時出了8趟車，行程200多公裡。她說：“今天白天算是正常情況，晚上急救電話相對少一些，我最多的時候一天出了18趟車。”

　　西安急救中心長安醫院急救站站長李乃利

　　每天都像在沖鋒打仗

　　本報記者 姜 峰

　　撥打李乃利（圖③右一）的電話聯系採訪，或許是巧合，他的手機號后三位數字，恰好暗示了他的職業：120。

　　他是西安急救中心長安醫院急救站站長，做院前急救工作15年，由部隊轉業到西安急救中心。李乃利坦言，在120比在部隊更像是打仗。

　　5個急救車組，24名工作人員，一天白班，一天夜班。白班早上8時到晚6時，夜班晚6時到次日早8時。24小時分分秒秒都有人在值守，每天出診頻率在20次左右，這就是李乃利和同事們的工作節奏。

　　急救站兩間辦公室，無一例外都支著供值班人員小憩用的架子床。床頭的電源插線板上，插著各式手機充電線。“大家的手機隨時都在充電，一接到120調度電話，抄起手機就奔赴現場。”李乃利告訴記者。

　　“戰斗”從一早就“打響”了。8時28分，西安急救中心120調度指揮中心打來電話，“朱宏路與鳳城二路交口，發生車禍。”李乃利帶著護士、司機飛奔而出，坐上急救車駛向現場，在路上與報警人聯系，咨詢現場情況及患者病情，並安慰著患者家屬。

　　9時52分，在龍首北路東區，一位突發冠心病的97歲老人被李乃利和護士用擔架抬上了急救車，第一時間送往中心醫院。

　　12時24分，剛剛吃了一口午飯，調度打來電話，李乃利把餐盤一推，帶著同事上車趕到了城北客運站，將一位發生抽搐症狀的25歲女孩帶回了長安醫院救治。

　　下午1時45分，草草扒拉了兩口飯，還沒來得及利用午休時間打個盹兒，李乃利和同事們的身影就出現在賽高街區，將一位62歲遭到頭外傷的郭女士接回了長安醫院急救。

　　下午5時46分，白班10小時，已出診10次，還有15分鐘下班，疲憊不堪的李乃利正准備跟晚班的同事交班，一通電話，他又立即趕赴鳳城八路和太華路交口，進行今天白班的第11次出診……

　　“精神始終高度緊張，每天都像在沖鋒打仗。”李乃利回到急救站感嘆，等待著不知何時會突然響起的電話聲。白班和倒班休息期間也不輕鬆，遇到自然災害或突發公共事件，急救人員都是第一時間沖到現場。

　　工作繁忙，家裡自然顧得就少。“愛人是護士，我倆都忙，兒子上學，70多歲的老母親在家做飯。”李乃利憨憨一笑，“我們要是撂挑子不干了，多少本來能活命的患者說不准就懸了，辛苦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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