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11年終於塵埃落定的《慈善法》將於2016年9月1日起實行。這是對慈善事業的現代規范，也契合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變化的要求，意義深遠。

　　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秘書長繆力女士參與慈善事業長達三十幾年，專職做公益業已八年，經歷了中國慈善事業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的艱難發展歷程，是一位重要的歷史見証者和參與者。近日，她接受《善達網》的專訪，對《慈善法》出台的意義及基金會面臨的挑戰進行了分析，並對慈善組織如何迎接這種挑戰出謀劃策。

　　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秘書長繆力

　　 《慈善法》為賦權提供保障

　　善達網：歷經十一年，《慈善法》終於於今年“兩會”后落地，全國人大發言人傅瑩曾強調其重要性“不可低估”。您的看法是？

　　繆力：《慈善法》的出台對我國的公益慈善事業乃至整個社會都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在我看來，《慈善法》的另一個重要意義，在於其對於中國公民直接參與社會治理，推動國家民主進程的作用。

　　對於《憲法》規定的自由結社、言論自由等，公眾大多感覺“高不可攀”或不可企及。而《慈善法》在一些方面是能夠讓這“根本大法”落地的，因為公益慈善事業是普通民眾最容易進入的一個領域，也是民眾參與社會治理的最佳途徑。

　　善達網：民主的一個核心就是賦權，而現在的公益慈善也不再僅局限於解決困難群體的衣食住行的問題，某種程度是對他們進行“賦權”。楊團也說過，“慈善立法是國家以法律的形式為社會賦權，為願意投身公益慈善事業的公民賦權”。

　　繆力：是這樣的。《慈善法》賦予公眾權利，可以說是淋漓盡致的。《慈善法》對公眾的賦權，將為慈善帶來更多的資源和動力，極大地釋放社會財富向善的力量，提升社會治理水平，同時推動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上一個新台階。

　　善達網：但是，慈善法也規定，社會組織要由民政部門認定。這樣一來，會不會拒一些組織於慈善事業大門之外。

　　繆力：我認為是不會的。因為《慈善法》界定的慈善組織的主要條件一是“以開展慈善活動為宗旨”﹔二是“不以營利為目的”，而對慈善公益的范圍界定又是非常寬泛的，既有對扶貧濟困、扶老助殘、救災救援的工作范疇，又有促進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領域，因此慈善組織的業務會是豐富多彩的。隻要是對社會建設有好處的社會組織，符合《慈善法》慈善組織條件的都會被政府認可的。從出台的《慈善法》來看，隻要你為社會做好事，能夠解決社會的痛點，讓一部分處於弱勢地位的百姓獲得社會關愛，這類社會組織都會被順利批准的。我專職公益8年，非專職也有幾十年，親眼看到我們國家慈善事業的發展日新月異，也証明了這一點。《慈善法》就是為這種結社和賦權提供了保障。

　　善達網：在您看來，是一種前所未有的變化？

　　繆力：是的。而且我覺得隨著人們在公益領域的不斷投入與踐行，公民的社會責任意識會更強，對國家、社區和家庭更有擔當。不是有專家呼吁，希望公民社會能夠建設得更美好嗎？現在，《慈善法》的出台，將會指引公眾在依法行善的同時，更好的參與到社會治理中來，這本身就是一種公民社會的建設。

　　善達網：從現實來看，慈善組織是不是應該更多的做扶貧濟困等救急難的工作？

　　繆力：現在社會兩極分化現象比較嚴重，一些地方社會矛盾激化。我插過隊，當過公社書記，又從事了這麼多年公益事業，知道現在中國的貧困面還不小，還有相當一部分群眾生活困難，即使解決了溫飽問題，又出現了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問題。

　　這種情況下，如果慈善領域有一批關心百姓疾苦，願意解決社會問題，推動社會公平的人與社會組織，不但能緩解甚至解決這些貧困群體的問題，對政府的管理而言，也是極有利的補充。隨著社會組織在解決社會問題和社會建設方面起的作用越來越大、越來越好，我相信，政府也就會賦予社會組織更大的權利。

　　善達網：實事上，自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中國的社會組織有長足的發展。

　　繆力：沒錯。1981時，我國隻有4家基金會，第一家基金會是中國少兒基金會，還是黨中央書記處批准建立的，中國人民銀行也參與了。到1991年公募基金會數量發展到158家，2001年是477家，2011年時，有1204家，2016年5月就增加到了1552家。現在基金會總數已達到了4934家，社會組織速度增長得非常快。

　　更令我驚喜的是，原來廖廖無幾的非公募基金會，現在竟是“十分天下有其七”了，4934家基金中有3382家是非公募基金會，佔比69%。除了基金會，各社會團體及行業協會、學會、研究會等也是不可忽視的慈善力量。民辦非企業發展得也非常快。如此多的社會組織的成立和發展，能夠更好地讓《慈善法》實施落地。

　　 人才結構、環境輿論和法治政策的變化

　　 繆力：近年來，一大批有愛心、有善心，也不乏專業知識的年輕人摒棄了體制內工作，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慈善事業中來﹔同時，公益慈善專業人才的培養也有了長足的進步。這樣一個人才結構的變化，也推動了慈善事業的發展，為《慈善法》的實施打下了人才基礎。

　　善達網：慈善事業的人才結構在悄悄發生變化的同時，也有這樣一個現實：因為待遇低、缺乏發展空間，有些年輕人選擇了離開。

　　繆力：這在一、兩年前的確是事實，但近兩年來，隨著我國慈善事業的發展和慈善組織的不斷成長，年輕人的待遇也發生了不小的變化。就拿我們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而言，這已經不再是問題了。因為隨著法人治理結構的建設，各種制度的完善，我們也以“公益的情懷、企業的管理”的方式形成了一種事業留人、感情留人和待遇留人的人才管理體系。也就是說，他們的收入結構體現了績效和貢獻。

　　善達網：但如果完全按市場化的方式，可能也會引起一些質疑吧，做公益還拿那麼多錢？

　　繆力：公益事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在於人才，而留住人才的關鍵在於讓公益人生活得有尊嚴，這應該成為全社會的的一個共識。現在社會氛圍越來越好，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是在努力推動改革，逐漸完善法人治理結構。隻有這樣，年輕人才能得其所得，安心工作。

　　事實証明，改革的效果還是不錯的。有一次基金會招兩個人，報名的有上百人，且大都是研究生，本科生都少。

　　善達網：不與市場接軌，就吸引不了人才，基金會就不會有大的發展，甚或會面臨被淘汰的危機。

　　繆力：人才強，則公益強。當然，《慈善法》的落地還需要另一個基礎，環境輿論也已今非昔比。幾年前的“郭美美事件”把一家百年老店搞得一塌糊涂，這既暴露了公益事業發展中的一些問題，但同時也推動了社會組織的自我覺醒和公信力建設，促進了慈善事業的前行。

　　這其中，涉及到一個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那就是公益傳播怎麼做？我的觀點是，媒體人和公益人的價值取向是一樣的，目標也是一致的，張揚真善美，鞭撻假惡丑。共同推動國家的慈善事業進步。因此，我認為媒體人要做“專家型記者”，要了解公益事業發展的內在規律，多為公益機構的建設性發展而做傳播，而不是為了抓眼球，做一些獵奇的、膚淺的報道，那樣對公益事業百害而無一利。希望我們共同從貫徹落實《慈善法》的高度來引導進程，宏揚亮點，促進繁榮。

　　善達網：也就是說，媒體在進行公益報道時，要遵循理性、建設性的原則。

　　繆力：除了人才基礎、輿論環境，另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法治政策環境也大為改善了，政府多次出台相關文件支持慈善事業發展。而《慈善法》的出台，更是歷史性地把慈善事業推進到了一個前所未來有的高度。對“慈善組織”、“慈善募捐”、“慈善捐贈”等都做了明確的規定。為慈善組織提供了公平的制度平台，對慈善活動給予法律規制，對捐贈人的稅收優惠進一步擴大，增設“慈善信托”一章節，使“公益信托”得以落地，這也是最大的亮點。總之，為慈善組織的健康發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打造公益鏈，實現相關方共贏

　　善達網：《慈善法》推進公民參與社會治理和民主進程更多是一種社會意義上的詮釋。那麼，《慈善法》的出台對於經濟的推動作用，您認為有多大？

　　繆力：我不是經濟學家，不敢妄言。但社會組織的蓬勃發展對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我們看到，每一次大的災難發生時，許許多多的愛心企業和愛心人士都慷慨解囊、積極奉獻，在較短的時間裡幫助災區百姓重建家園，促進了經濟的逐漸恢復和繁榮。

　　另外，因為公益可以把那些有愛心的、有社會擔當的企業更好的傳播開去，使他們企業獲更大的市場發展空間，公益事業與經濟發展是相輔相成的。我也一直在倡導，要用公益的情懷、市場的思維來做事。

　　我曾提出一個概念，即打造公益鏈。在這個公益鏈上，捐贈方得到送人玫瑰手有余香的快樂﹔受贈方感受到社會的溫暖﹔志願者收獲了歷練獲得了幸福﹔宣傳者的創作成為了正能量的傳播﹔公益機構實現了組織責任......項目的所有相關方都受益，實現共贏。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在公益項目的選擇上堅持四個原則：一是政府所需，二是百姓所急，三是愛心人士所樂，四是公益機構所能。比如免費午餐項目，就是一個符合這些原則的公益產品。隻有如此，公益才可持續，不至於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在商業社會，有沒有一款好產品是決定企業成敗的關鍵，對公益事業而言同樣如此。而好產品的關鍵是要形成品牌，做好一個公益項目的最高境界，就是把它做成品牌，得到政府認可，變成政策，成為百姓的福利。

　　善達網：據統計，我國社會組織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僅佔0.2%，而這一數據在美國是8%。《慈善法》給了社會組織大發展的契機，這種發展應該對目前下滑的經濟是一大利好。

　　繆力：是這樣的。社會組織就是社會服務，它不僅包含了扶貧濟困、扶老、救孤、恤病、助殘、優撫、救災，而且涵蓋了促進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等公共事業發展，還增加了防治污染和其它公害，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這是一個巨大的領域，也容納成千上萬的人就業，其創造的GDP必然是一個可觀的數字。從某種意義說，社會組織為產業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慈善法》的出台將創造一個新的經濟增長極。

　　善達網：近兩年，社會企業也成為公益事業發展的一個新現象。對此，您怎麼看？

　　繆力：社會企業就是我們所說的民辦非企業，對此我一直是持支持態度的。因為社會企業本身，是可以創造財富的，是可以自我造血的。所以說，社會企業做好了，既解決了社會問題，也是對經濟發展的一個重大推動。

　　比如說，有的社會企業幫助大小涼山的農民種植水果，既解決了當地青年就業，也提高了百姓的生活水平。

　　 公益市場也是市場，也需要競爭

　　善達網：《慈善法》出台后，或逐步放開公募權。這對於公募基金會是個挑戰，尤其是基金會的捐贈額，您會不會擔心減少？

　　繆力：中國的公益慈善事業可以說起步，發展空間巨大，足夠容納極其多的慈善組織發揮作用，畢竟，我國現在真正投入慈善事業的企業還是少數。

　　另外，很多企業在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方面也有大量的文章可做。可喜的是，一部分企業正在覺醒，懂得了公益和經濟發展的內在關系，懂得運用公益的力量實現企業社會責任，推動企業的發展。

　　善達網：如果其他慈善組織有了公募資格，那現在公募基金會不就沒什麼優勢了？

　　繆力：所以我們大家要有緊迫感，但同時，我也歡迎放開公募資格。公益市場也是市場，也需要競爭，隻有競爭才能激發活力。一家獨大壟斷資源，這樣的公益市場永遠也不會發育成熟。為此我們應對的法寶，就是兩個字：創新！不久前的中國慈善排行榜發布會上，我講了一句話：創新是一個民族發展的不竭動力，創新也是基金會發展的力量源泉。有了這個法寶，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永遠比問題多，公益事業能夠不斷地進步。

　　善達網：您能否詳細談談基金會究竟應該如何創新？現在很多慈善組織也都在談創新，但也只是泛泛而談，並無什麼具體的路徑，導致公益項目的同質化現象嚴重。

　　繆力：創新的最終目的是把項目做好，成為政府的一項福利政策。圍繞公益的幾大元素都有創新的空間。首先，項目要創新，這是一個慈善組織生存和發展的關鍵。比如說我們的 “免費午餐”、“社區發展基金”等都是項目創新。值得一提的是我們的孤兒培訓，填補了國家在這個領域的空白，政府連續給了4000萬的資金，解決了3800多個孤兒職業技能培訓和就業的問題。

　　什麼是公益？某種意義上說，就是政府想做還沒下決心做的，你先做實驗，成功后再推廣，取得社會廣泛認可，政府就會接棒買單。

　　二是模式創新。公益模式是在公益實踐中經過抽象和深化提煉出來的核心知識體系，是把一個公益項目真正落地的方法，這也是實現內容的重要手段，也是打造公益鏈的關鍵。比如說，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的“授漁計劃”，通過基金會與企業、學校共同攜力，讓貧困中學生工學一體化，五年改變人生，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另外基金會與央視合作的“等著我”欄目，幫助了近6500多個求助者，尋人率超過60%，形成了持續的品牌影響力，而且是線上與線下相結合，效果非常好。

　　冰桶挑戰也是模式創新，它採用“募用分離”的方式，基金會重點做好項目的頂層設計，募集善款工作，項目由其他專業NGO組織執行。解決了基金會又做裁判員，又要做運動員的難題。

　　模式創新還有一個很好的案例，就是我們建立了全國首個聯合勸募中心，為那些具備合法資質的草根組織提供募捐服務。我們主動下放公募權，零門檻吸引大批草根組織進來，賦與其權利。在此支持下，漸凍人、瓷娃娃救助、兒童醫療救助等一批批具有技能專長、素質優秀的民間NGO組織擺脫了資金困擾。情懷、專業和韌性是草根慈善組織的特點，一旦有了平台，它們的發展往往會出人意料。

　　三是手段創新。包括募集資金的方式及對品牌的打造，比如說騰訊的99公益日 ，我們聯合慈善組織一起進行互聯網募捐，三天獲得了3300多萬元的善款。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與湖南廣播電視集團合作了芒果V基金、和浙江衛視合作的夢想助力基金、和安徽衛視合作的海豚愛基金，以及和新華網合作的新華善舉基金等等也都是通過手段創新，實現了1+1大於2的效果，是慈善組織與新聞媒體合作做公益的典范案例。

　　手段創新尤其要重視的一個問題是透明度，透明是一個基金會的生命所在，不僅要結果透明，更要過程透明。隻有透明，才有公信力，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參與到公益事業中來。

　　最后是制度創新。制度創新的一個中心思想就是要去行政化，建立法人治理結構。這就是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建設，把基金會打造成為一個自收自支、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的主體，能夠很好地承擔民事責任。我們說制度越創新，管理就越科學，投入產出比就越高越合理。讓我們一起努力，真正實現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的“加快形成政社分開、責權明確、依法自治的現代社會組織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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