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活村小

那呂梁山中群峰環抱的校園成了黑色的煤炭堆場。喬子頭與學校有關的很多痕跡都不在了,課桌板凳、教學用具,甚至暖氣片都被拆走。孩子們離開村子出遠門求學。教室門口挂上了“紅白理事廳”的牌子,見証了喬子頭村此后每一場隆重的婚喪嫁娶。
在有據可考的村志裡,喬子頭學校起步於20世紀60年代農民窯洞的炕頭上。它獲得過世界銀行貸款,接受過企業捐資,它距今最近一次興建校舍是在12年前,佔用了15畝耕地,犧牲了1000多株棗樹,但在2012年夏季,它告別了最后4名學生,宣告關閉。
21世紀開頭的10多年裡,中國農村到處都能看到類似的變化。那些在“人民教育人民辦”的口號下,靠鄉親添磚加瓦辦起的農村中小學經歷了大范圍的“撤點並校”。在2000年到2010年間,農村小學減少了一半,平均每一天有63所小學、30個教學點、3所中學消失。
因此,喬子頭學校的關閉既不稀奇,也不重大。
但是,在關閉3年之后,喬子頭學校又活了過來。在山西省呂梁市國家級貧困縣石樓縣,像它這樣死而復建的農村小學,獨一無二。
1
喬子頭村的“新班子”,一門心思要復建這所學校。
2015年正月初二,新任村黨支部書記和村委會主任召開的第一次村民大會上,這個計劃就被作為“第一件事”提出。
會議在教室改成的“紅白理事廳”裡舉行,屋子被打工返鄉的村民填得滿滿的,背景還是不久前辦喜宴留下的紅色“喜喜”字。這也是村小復建的首次動員大會。沒出正月,第二次動員大會召開了,全村幾百號人拍了張“全村福”。
“不重視教育的村委,不是合格的村委。”村委會主任劉喜生多次說,如果學校恢復不了,自己這個村主任“不當也罷”。他的手寫發言稿有點潦草,還有不少錯別字,但他一再強調,學校“關乎未來”。
村支書劉直旺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回憶,學校停辦前疏於管理,老師上午10點多才來,下午4點便離開。生源鼎盛時有300多人,逐步流失。久而久之,看到村小衰落趨勢,家長紛紛把孩子送到縣城。后來還有二三十名學生沒走,當學校一撤,他們也被迫轉走。
他說,鄉親們重視教育,許多家長到縣城租房陪讀,有家不能歸,有地無法種,牲畜沒法養。村小被撤之后,這些父母送孩子出去上學,坐在三輪車裡的鋪蓋卷上,有的摟著孩子直哭。學校銷聲匿跡,村庄也隨之凋零。
“年輕人全走了。”劉直旺說,學校撤銷的幾年間,村子平日裡冷清極了,隻有犬吠和過路大貨車的轟隆聲才能偶爾打破寂靜。
劉直旺前幾年多次在村裡的黨員代表會上提出要重建小學,一直沒得到響應。2014年的一個晚上,他找到了劉喜生和本村走出的公辦教師劉保平,“密謀”恢復小學一事。
不久,村委換屆,劉直旺、劉喜生走馬上任。
劉喜生表示,他是“為了辦學校才當干部”的。他此前常年在外跑長途運輸。
村委會做過調查,村小關閉后,村裡轉走了60多戶人家的80多名學生,多數人選擇去23公裡外的石樓縣城而非兩公裡外的裴溝鄉中心小學就讀,就是為了給孩子更好的教育條件。其中有很多人,甚至不惜舉債。房租等開支加上家裡各項損失,每戶每年要損失兩三萬元,全村損失達到150萬∼200萬元。
而這個村子人均年收入不足2500元,成年男性多外出打工。
不知怎麼辦學的村干部,曾去本縣和鄰縣的農村小學考察,也去周邊村庄摸過“市場需求”。但他們清楚,最重要的是取得石樓縣教體局的同意。
起初,在縣教體局的樓道裡,村支書和村主任四處碰壁。劉喜生感到“我們就是個農民”。
教體局一直擔心沒有學生,不同意恢復學校。他們提出哪怕辦私立學校也可以。但教體局指出,這麼大的一個學校不能隨便拿來給村裡辦私立學校。
2015年4月,劉喜生帶著資深教師劉保平所寫的《關於恢復喬子頭中心村明德小學的請示》第三次去教體局。關於辦學經費問題,他們提出,“需要多少村裡就給多少,隻要教體局出面同意辦這個學校就行。”
“下次帶上錢就來,沒錢就再也不來了。”他保証。
根據雙方協商,村干部提出,村裡可以提交50萬元保証金。如果學校辦成,招生成功,教體局再將這筆保証金退回。如果辦校失敗,保証金無須返還。
教體局同意了。
2015年5月20日,喬子頭村舉辦了一場“愛心助教儀式”,劉直旺自費搭建了舞台,准備了礦泉水,村民們頂著太陽暴晒到場,有的甚至從省會太原專程趕回貢獻力量。
儀式開始前,村裡的秧歌隊、鑼鼓隊喜氣洋洋上陣。一首歌曲和一曲薩克斯演奏結束后,劉直旺和劉喜生念出了准備了三四頁、由劉保平老師代寫的發言稿。
他們承諾,大家有多少力出多少力,這些錢只是暫借,年底一定還給他們。
“有人可能要問,萬一學校辦不起來怎麼辦……如果真有萬一,我喜生就是砸鍋賣鐵也在年底給大家把錢還上!”
他們反復強調辦學對村子的未來有不可替代的意義。拿著發言稿的他們顯然沒有平時說話時自在,時不時磕巴一下,或者偶爾停下喝口水,看看下面大家的反應。
他們面前放著幾個空飲料箱,被貼上了寫著“暫助”二字的紅紙,准備承載這個村子恢復活力的希望。
村民出錢的時候話不多,“我多少”是他們交錢登記時的基本句式。誰“暫助”多少錢,被同時寫在了一個大橫幅的背面,名字金額都一目了然。
村民拿出三萬五萬元的有,幾千元的有,一二百元的也有。“人有窮富,本事有大小,隻要盡心盡力就行。”劉喜生說。
看到同村人的踴躍,發起此事的劉直旺、劉喜生很受感動。他們覺得一定也能感動縣裡的領導,於是滿心歡喜地各自回家吃起了面條。
還有企業提供了贊助。接受贊助時,劉喜生跟企業代表站在了主席台后面,過了一會兒才反應過來,應當站在台前拍照留念。
總數是65萬元。他們原本預計,村民籌到三四十萬元已屬不易。最多的一戶出了10萬元,是劉直旺的兒子。劉直旺和劉喜生各出了5萬元。
當劉喜生和劉直旺、劉保平次日開著車,帶著一飲料箱人民幣來到縣裡時,他們興奮地看到,教體局的領導表情很驚訝。
又跑了幾次教體局簽下協議之后,他們才拿到了“同意”二字。
隨后,他們開始了為期近一個月的招生宣傳。
臨近的曹家峪、坪底、郭家河等幾個大村被他們跑了個遍。“政策”包括獎勵入學小學生千元、移民子女就近讀書免費提供住房並給一塊水澆地。他們自掏腰包在村口立了30張廣告牌,發了約有500份彩色招生傳單。
首份招生簡章稱,“望鄰近村庄的學生踴躍前來報名,我們將成就你的夢想,讓你受到良好的教育。”簡章中還承諾開設音樂、美術、書法等培訓課程。
質疑的聲音也從沒消失過。“現在肯定沒人回去”“好是好,但是不信你們能辦起來”。每次聚起村民進行宣傳時,他們就不免聽到這樣的聲音。
他們開始自己找校長,找老師。一開始他們找了一位本鄉的老教師,有一次村民大會這位老師都已經參加了,但是最后“辦不成”的輿論還是嚇退了他。“一旦辦不成,臉面丟不起”是他最大的顧慮。
當時,劉喜生熟識的石樓一中教學名師、省級學科帶頭人張潤平剛結束了一次農村支教,本准備七八月回一中。
他們跑到張老師在縣城中的家3次,“死纏爛打”,上午說不動,下午繼續說。最后,考慮到個人感情,張潤平答應出任校長。
2015年8月20日,一切工作准備完畢,劉直旺和劉喜生邀請了縣教體局和鄉中心校等的相關領導,參加了“喬子頭農村返鄉動員大會”,也是關於這所村小復建的最后一次動員大會。
開會前,劉直旺騎著摩托,到兒子開的加油站裡用報紙包了5萬元現金。
當天,每一個報名的學生,都當場領到了1000元現金獎勵。對於真正的貧困戶而言,兩個孩子領上2000元獎金,頂上了自家男人出好多次短工的收入。
此時,喬子頭學校,這所石樓縣面積最大的村小操場,已顯得干淨整潔許多。他們雇了十幾個男村民,在這裡刨地、除草,清理惡臭的垃圾,又叫鏟車來拉走了幾大車煤。野草最高長到了一米多,兩個機動三輪車足足運了四十幾車才讓操場恢復模樣。
2004年喬子頭學校新校舍選址於此時,也經歷了這樣的“開荒”,推平小山包,砍了好棗樹。這次清理所花的1萬多元,又是村支書、村主任自掏腰包。
直到9月,整修還未結束,喬子頭學校在沒有開學典禮的情況下安安靜靜地開學了。包括幼兒園的孩子,80多人入學,半數是本村子弟。
只是,領了千元獎金的孩子中,有兩人因父母意見不合,並未到校上課。這2000元獎金有去無回。
今年,喬子頭學校復建后的首批3名畢業生產生。學生們順利升入初中,其中一個男孩還考了鄉升學考試的頭名。
2
石樓縣教育局最終收取了30萬元保証金。但在2016年農歷春節的前兩天,又如約返還。
眼下,喬子頭村“暫助”款花名冊那滿滿7頁名字裡,隻有支書和主任的10萬元還沒返還。他們還總計搭進20多萬元到學校的各類開銷中。
從外表來看,佔地1萬多平方米的喬子頭學校很是像模像樣,從寬闊平整的操場望去是群山蒼茫。擁有16間教室的二層教學樓,建筑面積350平方米的教師宿舍,和飄揚的國旗,挂滿的標語、守則和勵志故事,構成了這所村小的全部外觀。
操場裡的體育設施是生鏽的雙杠和破爛的籃板。每層樓中間,一道鐵門讓學校和村委會分治半邊,學生數量暫時還不足以填滿超過半數的房間。
校長張潤平說,學生均為返鄉農民子弟,一年級至六年級有48人,幼兒園孩子有33人。現任正式代課教師6名,臨時代教6名,屬“二級復式教學”——6個年級的學生坐在3間教室裡。兩個年級一同授課,一節課40分鐘,“隻能一個年級講課20分鐘,另一個年級做作業”。
他說,由於小學教師嚴重不足,臨時代教在縣裡很常見。
石樓縣教體局宣教科負責人劉志遠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目前全縣4鎮5鄉134個行政村中,村小不足10所。喬子頭學校有6名教師是教體局派來的正式公辦教師,在經費上該校也與其他公辦學校一樣。
學校裡有幾位代教老師,超出了教體局負擔的數量,工資由村裡負擔。一位教師直到辭職,仍被拖欠著每月1200元的工資。村委會沒有財力。“我自己的錢也用得差不多了。”劉直旺擔心地說。
在“全免費”的第一年過去之后,第二年孩子們隻需按有關部門規定,交相應的練習冊費用即可。三身校服、老師的電腦、學校打印機、兩個籃球、幾副羽毛球拍和跳繩都由社會捐助。幼兒園的10個全塑搖搖車和兩套積木是劉直旺花了2000元自費購買的,小學各科目練習題是張潤平自費在縣城裡買好,再用學校的打印機打好發給學生的。
老師,尤其是代教老師,同工卻隻能拿到三分之一的報酬。找到真正喜愛孩子的代教老師成了令校長頭疼的事。
可真的找到后,代教老師中的優秀者,很快會參加“特崗教師”或是公務員考試,謀求更好的個人發展。去年的代教老師中已離職了兩位。今年3個新來的代教老師中,也有人正在准備特崗教師的考試。
“人往高處走,代教老師工資太低了,我們也都理解。”校長說。
目前,學校的音樂課還是由校長本人親自頂崗的。美術課老師去坐月子了,於是整個學校沒有了美術課。英語老師隻有一位,四個年級的英語課程全部壓在了這一位老師身上。
目前的喬子頭學校,除校長和體育老師,最大的是一位33歲的數學老師,其他教師一概不超過30歲。
在張潤平的眼中,隻有足夠的正式教師,才能讓這所小學的農民返鄉子弟“享受到和城區一樣的優質教育資源”。
這位校長還分析了學校開辦以來能維持八十幾名學生的另一原因,“去年是經濟下行,煤礦行業又不景氣,很多人無工可務。一旦經濟形勢轉好,他們又會把錢都投到孩子身上”。
每一個老師都承認,這所學校主要容納了留守兒童和貧困家庭、單親家庭的孩子們。由於“缺乏父愛母愛”“膽小,不說話”“聲音很低”,孩子們各有各的問題。
“經濟跟不上”還只是一方面。在縣城裡上學的孩子們的生活還被漂泊感重重地沖擊著。張金梅帶著一雙兒女居住的8戶小院裡,房間不足家裡客廳的一半大。由於同住的房東家有一名高三備考生,需要午休,張金梅的孩子們隻能在屋內安安靜靜地待著。
當地有句順口溜:“孩子荒了,婆姨荒了,土地荒了,家庭散了。”人們露出一種心照不宣、卻又有些不好意思的笑容解釋它的含義:跳舞、去歌廳、打麻將,是一部分城裡備受誘惑的陪讀媽媽的生活,最后的結果往往是,媽媽們中有人跟著城裡的“有錢人”走了。
村裡人稱縣城裡的這一面為“花花世界”。喬子頭學校復建后,不少人帶孩子回來了。
3
為了這些學生,整個村子掏空了它最大的能量與熱情。
“恢復村級學校一座,解決本村及周邊村學生的上學問題﹔大力發展城鎮化建設,爭取移民工程100套,解決外來上學家庭的住宿問題。”這兩條,被寫入了喬子頭村三年發展規劃中。
學校邊有一塊空地,在規劃圖上顯示為“移民新村”。在劉直旺的眼裡,當移民新村的規劃成為現實后,喬子頭學校就可以容納更多學生。屆時,村委會會另覓他處辦公,把大教室、大院子,藍天和山峁,全都留給孩子們。
但是,張潤平認為,在教師和經費上若能向農村傾斜,農村學校的這盤棋充分可能盤活。有條件地恢復一些農村小學,在張潤平看來,就是指恢復重建像喬子頭村這樣處於中心村地位農村的基礎教育。
一二年級數學老師劉丹洋說,自己所在的劉家窪村,以前學校有100多人,學校撤掉以后,“村裡幾乎一個小孩都沒了,全在外面,留村裡的隻有老年人”。
現在,劉直旺充滿干勁兒地想吸引更多的村民回來,讓孩子不用再做“留守兒童”。一說到他們正與青島一位老板談農副產品加工廠的合作項目,他就會露出興奮的笑容。“等加工廠辦成了,讓村裡的人到廠裡干活兒,到時候廠裡能有100多個崗位,在外面打工的就都能回來了”。
在這裡,多數家庭都有不止一個孩子。當大孩子上初中之后,家長也不可避免地要把較小的孩子帶去縣城陪讀。面對這種情況,劉直旺也早早地設想好了。他計劃,下一步“我們要辦初中”。
但是,由於自然生育率的下降,就連縣城的學生也在逐漸減少。據長期從事初中教學的張校長介紹,原本石樓縣初中升高中的考生有2000多名,但現在減少了約一半。
目前,穩定在八十幾名學生的喬子頭學校,期待著更多的支持。2012年,教育部曾提出“已經撤並的學校或教學點,確有必要的應當恢復”。
石樓縣教體局的劉志遠對記者說:“這個學校在我看來,維持不了幾年。后續學生跟不上。現在的學生基本畢業后,很難有什麼學生了。主要原因是村裡大多數年輕人不在。”他說,雖然從眼前來看,這個學校還紅紅火火,但是再過幾年可能被再次關閉。
在劉喜生上任后的幾次村民大會上,這個操著土話、開過大車、為這個村透支了信用卡的農民說,“這些天好多人都在說‘二百五’。我告訴大家,這是標標准准的‘二百五’,傻子!”
他說,很多人問他圖什麼,說小了是為自己,今天投入的萬元、百元,都是為了自己的父母兄弟和子孫后代在干。他曾在外打拼負債累累,如今為了辦學已做好准備,大不了“背上50萬元的債務”,再往外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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