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17日，河南省省安陽市安陽縣，一家托管班中，孩子們在吃飯。她們的父母大部分都常年在外打工。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趙迪/攝

　　貴州省六盤水市水城縣，小冉，12歲，回族，四年級。她的父母在水城打零工，兩三個月才回家一趟，待個兩三天就走，平時除了幫59歲的爺爺干農活外，還要照顧不會走路的弟弟。 她的夢想是當老師。 周崗峰/攝

　　2012年2月17日，河南省省安陽市安陽縣，一家留守兒童托管班中，兩名女孩兒在下棋。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趙迪/攝

　　在中國3000萬寄宿學生中，林婉瑩只是很普通的一個。

　　2004年，在湖北荊門農村老家，她好好地正上著小學三年級，一夜間家門口的小學“蒸發”了。她被一個把屁股顛得麻麻的“麻木車”，帶到鎮裡的學校。這個當時不知道 “撤點並校”為何物的姑娘，和很多村裡的孩子一起，“被寄宿”了。

　　她一寄宿就是11年。這11年裡，全國小學以每天約68所的速度消失著。

　　當時，多數學校還沒為突然到來的寄宿大軍做好准備，學生居住的宿舍“擠、險、臭、難、禿”。直到今天，一些地區的寄宿學校依然沒有做好准備：孩子住在校外，安全受到威脅。

　　像大多數寄宿的學生一樣，林婉瑩還疊加著一個身份：留守兒童。5歲時，父母就離家，由祖輩照顧她。

　　如今，留守一代“林婉瑩”們多數已進入大學或開始工作。很多個“林婉瑩”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寄宿不僅是他們的青春記憶，也“滴灌”式地影響著今天，甚至可能影響一生。

　　10多來，關於寄宿學校的反思、爭議、糾偏，一直沒有停止過。

　　撤點並校

　　沒有准備好的不僅是8歲的林婉瑩，還有學校，甚至國家。

　　林婉瑩來到鎮上新小學時，學校在小賣部邊上臨時弄了兩個房間，連廁所都沒有。等到后來寄宿的學生更多了，學校才想法修了個院子。“有的寢室能擺10個上下鋪。”

　　林婉瑩一開始還覺得新奇。但成年后，當時的寄宿小學留給她印象最深的是：學校伙食不太好，衛生也不太好，很多女生一星期洗一次頭，頭上長了虱子。

　　據《2011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像林婉瑩這樣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學校寄宿生有3276.51萬人，佔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總數的比例為21.85％。

　　這樣普遍的寄宿形成了中國獨有的奇觀。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院長葉敬忠在調研中觀察到，目前寄宿制學校的硬件與本世紀初相比，多數得到了很大改善。多數學校的“條件特別好，錢用不完”，有的中學條件甚至堪比大學。

　　但是學校硬件提升仍有空間。據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2015年發布的《不一樣的成長：全國農村留守兒童群體研究報告》中，一半以上（53.3％）的留守兒童居住在8人以上的房間，近兩成（18.9％）留守兒童表示不能保証一人一床。

　　林婉瑩所就讀的小學，之前沒有接收過寄宿生。為自己的孩子找到一張在城裡的床，是家長當時的主要任務。

　　一些地方的政府和家長將寄宿視為解決留守兒童問題的方法。自2006年以來，中央和地方陸續推行政策，使得各地農村學校在寄宿上實行全免費或給予寄宿生生活費補助，使得寄宿對一般家庭不構成經濟負擔。

　　在長期關注留守兒童問題的學者李濤對四川的調研中發現，隨著學校上移，如何能在寄宿學校中爭得一個床位，變成了家長間資源和人脈的競賽。

　　相比嶄新的教學樓、標准的操場，很多學校對學生營養膳食、課余活動、心理輔導、衛生條件等方面的重視遠遠不夠。

　　國家規定小學每50名學生、初中每百名學生應配備一名生活教師，而公益組織歌路營在調研中發現，小學階段生活教師與住校生配比大約在1︰100左右。初中呢？中央教育科學研究院對河北某地的調查結果是1︰336，部分地區是1︰700。

　　很多宿舍沒有窗帘和儲物櫃﹔食堂的飯菜談不上有營養，比起蛋奶，孩子們更愛吃辣條、方便面這些含添加劑的零食﹔許多宿舍的廁所用不了，也沒有熱水。有老師形象地總結：“聞味道就知道哪個是寄宿生。”

　　住校生“職業病”突出。有機構在湖南一地為農村寄宿生進行過一次體檢，發現學生們得4種病的比例高：皮膚病、蛀牙、中耳炎、扁桃體炎——前兩種病是因為衛生條件跟不上，后兩種病則因為孩子們有個感冒發燒的都會硬扛過去。

　　還有寄宿生的睡眠問題。根據山西一所高校對800名中小學寄宿生的調查，中學生平均睡眠時間隻有6.38個小時。而歌路營在重慶的調查也顯示，寄宿生睡眠狀況差，五分之一的孩子夜裡容易醒。

　　西安交通大學城市學院學生郭磊大學畢業后拍了幾部留守兒童的紀錄片。有人說，這些片子不僅是獻給留守兒童，也是紀念和致敬他自己的過去。

　　郭磊也是一名留守兒童。

　　初一他到鎮裡讀中學。寄宿的一個寢室三四十人，上下鋪連在一塊。兩個人一張床，疾病會互相傳染，特別是皮膚病。冬天特別冷，洗頭有涼水。洗澡，就是站外面洗。

　　初二郭磊去縣裡讀書，一個年級十幾個班，一個班110多人。上廁所都排長隊。

　　心理盲區

　　陽光不好，屋子很潮，沒有桌椅，床板吱吱呀呀地叫，宿舍門不太好，櫃子門壞了也沒人修。有一次宿舍燈泡壞了，孩子們不知道去哪兒報修。

　　林婉瑩就讀的初中是市裡的重點中學。當時，12個初中女生擠在一間房間裡。早上5點半左右起床，晚上10點左右熄燈，中間的所有時間，除了吃飯，就是乖乖坐在教室裡。

　　開學時因為想家，有人會在宿舍裡哭，林婉瑩說她“習慣了”。可她的內心仍然渴望家人的陪伴。一次在上班主任的英語課時，林婉瑩一直出神，對上課內容一問三不知。下課后她和老師說，爸媽回家了幾天就走了。

　　林婉瑩的經歷並不特殊。四川瀘州的魏冬回憶起自己的寄宿生活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學期開學時，整個樓層的女孩子都在哭。

　　葉敬忠提到，寄宿讓留守兒童和家庭造成了二次分離，原本父母外出的他們還有機會在爺爺奶奶懷中撒嬌，但是因為寄宿，這樣的溫情時刻也被化解於無形。

　　北京上學路上公益促進中心今年發布的《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2016）》中，提出“父母撩撥效應”這一說法。父母與孩子的每一次見面或聯系，都是在喚起孩子的希望，但每次又不能讓孩子得到充分的滿足。

　　調查顯示，由於“父母撩撥效應”，與父母每年見面3至4次及5至8次的學生的心理滿意度既低於見面1至2次的學生，又低於見面9次及以上的學生。

　　一個叫小浩的9歲男孩，父母均在內蒙古自治區打工。當老師在講解“九月九”節日由來的時候，小浩突然哭了，他說，父母來電話說，八月十五不能回家團聚了。

　　孩子的淚水也許是最不嚴重的后果。甚至有的“撩撥”“好意”成了壓死孩子的最后一根稻草。2014年1月20日，新京報曾報道，安徽望江縣9歲的留守兒童小闖接到媽媽電話后，在廁所房梁上自縊身亡。他媽媽在電話中說，“今年不回家過年了。”

　　歌路營調研發現，在心理方面，65.7％的寄宿學生抑郁情況比較嚴重，是全國城市平均水平的近兩倍。

　　“八年級現象”“初二現象”也成為很多留守兒童繞不過去的問題。

　　這種現象描述的是多數十三四歲、處於“心理斷乳期”的孩子，叛逆、情緒易激動、易受外界影響、成績兩極分化嚴重、違規違紀頻繁等，同時又具有可塑性、主動、追求獨立等特點。

　　以學習成績為例。八年級留守兒童上學遲到（49.8％）、逃學（8.7％）、對學習不感興趣（67％）、聽不懂老師講課內容（86.3％）、遇到問題沒人幫助 （68.4％）……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張旭東認為，厭學叛逆的青春期疊加留守使得“八年級現象”更為明顯。

　　北京市西部陽光農村發展基金會長期從事寄宿兒童陪伴工作的“駐校社工”夏小繞觀察到，當孩子對學習越來越不感興趣，他們用戀愛填充單調的寄宿生活，甚至小學生也在“戀愛”。

　　林婉瑩的初戀也在初二時到來。她覺得父母“迂腐、不懂我”，很少跟父母談深層次的問題。與父母通話已變成她每周一次的“任務”。她最常聽到父母說的就是 “少用點錢”。

　　在她心中，自己的朋友、男友比父母更親。即便 “男朋友”只是一個互發短信、害羞地當面不跟對方多說話的同班同學。

　　但就此直接認為“寄宿會加重留守兒童心理問題”是將寄宿的影響簡單化了。在多位訪談對象中，很多人表示初中寄宿時跟同學玩得很開心、能抵消父母缺位。

　　張旭東等學者的研究也証實了這一觀點：唯有八年級留守兒童把同學、朋友視為最重要的社會支持來源（43.38％），其重要程度甚至超過了母親。

　　他的研究表明，寄宿學校的集體生活鍛煉了寄宿留守兒童的人際交往能力，變得更獨立，在一定程度上預防並緩解了其可能存在的不良情緒和心理問題。

　　在成長報告中，目前正處於寄宿生活中的留守學生有著更正向的自我描述：更獨立，動手能力更強、更樂於助人。但是同時，他們對現在生活的滿意度更低。

　　青春煩惱

　　初中來到市裡，對林婉瑩而言變化頗大。她是從這時才知道，自己是“留守兒童”，“不是所有人都沒有父母在身邊”。

　　那也是她第一次意識到“城鄉差距”。城與鄉，走讀與住校，富與窮，折射在了她充滿二元對立的描述中： “不住校有優越感”“住宿的都是鄉下的，還是很聽話的”“在學校裡混的女生，都是市裡面蠻有錢的，打扮就看得出來”。

　　“學校上移造成了人和人之間的分層。”葉敬忠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表示，“去不了縣城的，才留在鄉鎮。”

　　小學時，雖然到了鎮上寄宿，但是“小孩子不會想那麼多”。初中時，到城市裡的寄宿生給自己貼上了“外地鄉下人”的標簽。

　　初中階段的農村留守寄宿生，尤其是初二、初三的留守學生，面臨更大的學業壓力，對成長、發展、未來有了更多的自主意識，在思考的深度和復雜性方面大大超越了小學時期。

　　成長報告的數據展示：留守兒童隨著年級增高出現了自我接納下降的趨勢﹔初二、初三的留守學生更缺乏生活目標﹔有近四成的初三學生常覺得自己不如別人。

　　但是這個年齡，他們很難得到來自家庭的情感支持。即便在一些小事上，他們也會感到恐懼，無依無靠。起初幾次回家時，林婉瑩不敢坐公交車去客運站，怕坐過站。“說了你不信，超大的十字路口，我和車一起過的，緊張得忘了走人行道。”

　　老師作為孩子成長中的“重要他人”，對於這些感到缺乏家庭情感關照的留守寄宿生來說，更加重要。

　　初二那年，林婉瑩的班主任換成了一位喜歡體罰學生的物理老師。這位老師曾在她不小心碰洒別人的牛奶、尷尬地笑了一下時，批評她“下作”。自此以后，討厭他的林婉瑩再也沒聽過物理課，初一那年刻苦追趕到班級第20名的成績，也在初二一下子掉到了40多名。

　　發育的身體也困擾著這些沒有父母陪伴的女寄宿生。比如林婉瑩，因為胸部發育得比同齡女生更豐滿，有一次在宿舍隻穿了內衣時，一個室友說她“不知羞恥”“大胸難看”。

　　結果，班裡人把這件事傳開了，她感到難堪。那時她的男同桌還經常假裝不小心去摸、碰她的身體。可在受委屈的時候，林婉瑩還是很“慫”，不願意向任何人求助，想辦法自己解決。

　　她會做出反擊。有一次，她抓住這個男生正在亂摸的手，摳掉他手上的凍瘡傷口，讓他流了不少血。但是，當不明真相的另一個同學問她為什麼這樣對他時，林婉瑩回憶道，自己當時居然覺得自己做錯了，還跑去醫務室給他買創口貼。

　　當她說起這段經歷的影響時，她提到，看男生，會覺得他們滿腦子都是色情，不敢跟男生接觸。在高中時，即使是班上公認的“小天使”班長，不看色情片的男生，向她借過的東西，她都覺得很臟，直接送給班長，拒絕收回。

　　但是這件事，她沒求助過父母、老師，也沒人跟她講起過任何關於兩性關系的話題。

　　管理獨島

　　一天晚上，鎮上初中的兩三個混混拿著棍子翻牆進了男生宿舍的院子裡，讓一屋子的小學男生給他們錢，還順手拿走了林婉瑩同班男生新買的一雙耐克鞋。

　　這件事，她以“陰影”來形容。即便過了十幾年，她也記得清楚，“反正帶頭的叫張五萬。”

　　不過在林婉瑩的記憶中，班上男生關系都不錯，原因很簡單，“老大已經確定了”。“老大”確定的過程有些戲劇化：初中的“混混”來找她們班后來的“老大”吃了個飯，被孩子們傳開了，於是就確認了他沒人敢惹的“老大”地位。

　　與林婉瑩同班的一個女孩，被傳有很多男朋友，結果被班上的另一個女生拉了一群人連打帶罵。“婊子”“被人睡過”就是他們為這個女孩貼上的標簽。

　　據林婉瑩說，同宿舍裡最受欺負的就是家裡窮、學習不好的同學。有一個在班上成績倒數的女孩，父母不在家，奶奶拾廢品養她，於是有的孩子會當面擺出嫌棄的表情，不願意跟她做同桌。

　　如果說女生間的欺負是軟性的，男生間則衍生出了更具幫派色彩的小團體。學者李濤調研的四川一所九年制寄宿學校，就是這一問題的縮影。

　　最初同班同宿舍的編宿方式，學生由於彼此相互熟悉，更容易進行團體違紀行為，抽煙、打牌、喝酒、泡網吧，熄燈后長時間聊天，高年級小團伙欺負低年級小團伙等。

　　在李濤的調研中，小團體“兄弟幫”就是在初一時成立的，目的是為對抗當時高年級學生的欺負。他們曾跟初二的“流氓會”、初三的“霸王團”因睡覺打呼嚕、搶熱水等原因打過群架。

　　在學校注意到這種現象，打亂年級重新編排宿舍后，“兄弟幫”又吸納了不少挨欺負的低年級學生。他們“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如果誰不夠義氣，就會被踢出QQ群，視為退幫。

　　每一個成員都要服從幫裡的“大計”安排——比如，把垃圾桶直接丟到學校外面去不拿回來了﹔故意打壞教室后門上的玻璃﹔把粉筆全部折斷丟垃圾桶……這一切惡作劇的原因是班主任太苛刻了，“把我們當機器一樣，我們要反抗”。

　　李濤曾對一個鄉學校進行問卷調查，高達73％的學生在對“你對本校什麼最不滿意”一問題的回答時，寫下了“攝像頭”。

　　8個攝像頭使這所寄宿學校幾乎處於完全被監控的狀態之下。少年會故意用行為表達對空間權威的不滿。比如，有的少年會故意朝著攝像頭扮鬼臉、打耳光或者豎起一根中指以表侮辱，有的少年則故意裝作沒有看到攝像頭，從懷裡掏出一支類似香煙的糖，叼在嘴上以吸引老師來“抓捕”。但當老師真的過來抓這位“煙民”時，少年就輕蔑地對老師說：“拜托，老師，這是糖，要不你也來一支？”

　　他總結，學校內部底層孩子在“垂直抗爭”（對抗老師和學校）和“平行抗爭”（對抗其他同輩群體和個體）中所形成的日常江湖，如兄弟幫、霸王團等底層孩子抱團取暖所形成的灰色次文化共同體，也對官方的“處分”和“警告”悄然賦予了另外一種“英雄主義”的文化內涵。

　　還有一種現象是，老師贊揚誰，誰就會感受到“輿論壓力”。一次班上拔河比賽，林婉瑩不小心受傷了。老師在班上表揚她為班級負傷。被表揚的林婉瑩卻在同學那裡“被噓了”。老師到宿舍時問她傷口怎樣了，也被同寢室的人理解為“蠻裝，故意出風頭，拿這個贏得老師好感”。

　　在李濤的調研中，甚至老師眼中的“乖學生”，為了不被同學排斥，也不得不做一些輕微違紀的行為。就在學校剛剛強調不准用熱水澆樹之后沒過幾天，平時一貫乖巧的一個學生當著老師和同學的面，公然將熱水澆到樹下。

　　當然，宿舍裡也有溫情時刻。有一次林婉瑩被人罵的時候，她的一個朋友站出來阻止罵人的女孩， “不許你這樣說她”“如果你這樣說，我們也別做朋友了”。

　　事情的結果是林婉瑩收到了罵人者的道歉。這個小插曲，也讓這位挺身而出的“女漢子”成了班級裡的“人氣王”。

　　還有一次停電了，老師點上了蠟燭，大家圍成一圈，跟老師爭論起“大雨滂沱”的讀音。一個平時很調皮的學生也跑過來，加入到了這個圈中。

　　“那個時候，我覺得這個氣氛，好像家。”她說。

　　但是更多時候，這些微妙的情緒和故事都止於學生群體內部。初中時，林婉瑩的學校給男女宿舍各配了一個“生活老師”。但是，“其實就是一些中年大媽，一言不合就恐嚇我們要告訴班主任扣分”。

　　她們並不具備科學的管理方法，也沒有關愛留守兒童寄宿生心理的能力，反而要依靠教學體系中班主任的權威。但是，擁有“隻管紀律和衛生”的生活老師，這樣的配備已經是“高配”。

　　“父母將孩子放進學校就放心了，但是其實學校承擔不了這麼多責任。”張旭東說。鄉村學校的老師面臨教學和經濟負擔，生活老師和心理老師更是沒有進入編制。“留守兒童是額外的工作。老師的管理是不出事。”

　　然而，學校裡發生的一切並不是全部。就像林婉瑩就讀的鎮子裡面那所沖出學校圍牆，打劫同鎮小學生的“混混”們，學校內部的“幫派”也有蔓延到社會上的可能。

　　有兩組數據值得深味。

　　一方面，31.7％的寄宿學生表示自己每月至少有2至3次被人欺負。留守兒童情況更糟，這一比例為36.3％。

　　另一方面，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邵文虹在接受採訪時指出，留守兒童犯罪率約佔未成年人犯罪的70％，而且有逐年上升的趨勢。

　　尹建莉寫文章指出，羅馬尼亞曾在這方面犯過一個致命錯誤。

　　二次世界大戰后，羅馬尼亞陷入經濟困頓、人口銳減的狀態。政府鼓勵生育，規定每個育齡婦女至少要生4個孩子，如果家庭無力承擔這麼多孩子的撫養責任，可以送孩子到政府出資的國家教養院，由工作人員集體撫養。該政策出台后，先后有6萬多名嬰兒一出生就被送進教養院，進行批量撫養。

　　這些孩子后來很多都出現行為異常，情感發育不良。他們不喜歡和人交流，無法形成對視和對話，獨自坐在角落，對陌生人沒有恐懼感，也沒有溝通能力——這種情況，稱之為“孤兒院現象”。

　　她說，蘇聯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說過：“最好的寄宿學校也不能代替母親。”

　　“孩子不是無知無覺、沒有感情的土豆，可以隨意集中，裝筐裝袋地歸類存放。保障兒童和父母在一起，應成為一項基本國策。一切涉及兒童利益的社會問題都應在不影響兒童身心健康成長的前提下去解決。”她指出。

　　寄宿在現有條件裡，也許是最不壞的選擇，但不應該是未來的方向。在有關部門的規劃裡，寄宿仍然將是改善留守兒童問題的主要方式，甚至為他們建立一批寄宿制幼兒園。

　　在很多教育專家眼裡，寄宿幼兒園、低齡寄宿是政府用心用力很猛但方向錯誤。

　　走向未來

　　“我不喜歡住校，厭倦了。”“住校沒有私人空間，沒有什麼自由。”這是現已20歲的林婉瑩心中的寄宿。

　　寄宿讓她不得不堅強，不怎麼依賴家人，讓她“覺得其實很多事我可以做到的”。“看不慣嬌生慣養的人。”她想了想又補上一句，“可能是嫉妒吧。”

　　“缺乏感”伴隨著寄宿學生，尤其是留守兒童寄宿生的整個青春。

　　浙江省麗水市縉雲縣長坑小學在寄宿學校中被認為是成功的典型。這所學校條件不算好，沒有大操場，學生多時也不能保証一人一鋪，也同樣沒有經費聘用生活教師，或開展大規模的課外活動。

　　但在校長劉勇武看來，精神的富足能超越物質的匱乏。基於現有條件，他帶領老師開發興趣課程。比如吃飯，就可以讓老師講吃飯禮儀和營養搭配。

　　從開學開始，學校就讓六年級學生住在一年級學生的上鋪，盡量安排同村的高年級同學帶新生熟悉環境，力求給他們心理上的安全感。

　　張旭東向記者介紹重慶某縣的經驗。那裡由大學生村官組織孩子，對接重慶師范大學的資源，請大學生教孩子們唱歌、跳舞，帶領孩子到市裡表演。

　　此外，張旭東提到，政府應該以購買服務的方式，引入社工等專業力量，有效加強對寄宿制留守兒童的關愛。他還建議要加大對農村寄宿制學校校園周邊環境的綜合治理力度。

　　葉敬忠說，“教育上移，是徹底促進城市化的工具和手段。沒有好的師資和條件，寄宿就像是把孩子放在一個地方管起來一樣。可最重要的是孩子每天過得怎麼樣。”

　　林婉瑩多次向記者提起一個沒實現的願望：“我特別向往小說裡面三兩成群一起騎著自行車回家的樣子，可從來沒有過這種經歷。”

　　這份遺憾永遠定格在她無法重新來過的成長期。她希望自己能改變像穿山甲般“縮起來”的性格，更“自信一些，勇敢一些，體諒別人一些，像所有女孩子一樣會撒嬌。”

　　她對未來也有“堅定的打算”：就算結婚，也絕不離開家鄉，因為父母隻有她一個孩子﹔就算當了媽媽，無論如何不會讓自己的孩子成為留守兒童。

　　（文中部分人物名字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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