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和生活之間的相互作用”

影片結束時,6個年輕人最大的22歲,最小的16歲。一個半小時,觀眾們眼看著他們從少年長成青年。變長的頭發、竄起的身高、多出的眼鏡……

“6個孩子6條道路。”焦波說,“與同齡人相比,他們更堅韌、‘抗摔’,遇到什麼更能扛過去,而且,都在盡快去自立。”

地震后,王晰被問長大了想去哪讀書,他說去清華北大。他記得爸爸總說好好學習,上清華北大,以為“清華北大”是一所學校的名字。

高考時,王晰差5分沒考上清華,以不錯的成績考入上海交大,卻覺得“沒實現說過的話,顯得很差”。

王晰說,他不會跟任何人講心底的煩惱,覺得靠自己就都能應付得了,他不再是那個窩在被子下哭泣的少年,“生活會改變你,我感覺比起說心靈重建,不如說是你和生活之間的相互作用,慢慢地,有些東西會隨著時間改變。”

劉明富初二就不肯再上學。家裡和焦波商量后,15歲的他離開四川,跑到山東,跟著焦波拍起紀錄片。焦波給他取了個藝名叫“北川”,希望他別忘記家鄉。

現在,跟著焦波拍紀錄片、並參與了《川流不息》拍攝的劉明富已經能雲淡風輕地說起地震當天的事情和爸爸媽媽姐姐。他還很想再聯系上地震那年一位很照顧自己的志願者,那是個叫胡明的大學生,武漢人。

何文東初中畢業讀了衛校,學過心理學的班主任私下讓沒什麼朋友、不願跟人打交道的他多去接觸班上兩個抽煙喝酒的“問題學生”。他一邊納悶一邊接觸,有一天,三個男生邊吃飯邊聊各自家裡的事,聊著聊著,一起哭了一場。“真的,我發現大家都挺不容易的。”

“當你真正去了解一個人,你會了解到更多東西。”也是在衛校,他重新思考了評價一個人的標准,認為人們總用學習好不好來評判一個學生好不好實在太片面。

他曾在初中受人欺凌,“那是個挺好的初中,沒想到好學校裡也有那種人。”反而在似乎聚集著“壞學生”的中專,他卻遇到了能互相打氣的朋友,“他們兩個人都很好,現在都很上進。”

廖岑通過藝考讀了播音主持專科。地震后這些年,他又送走了爺爺和姥爺。

10年時間,聽起來很長,卻還遠不足以消化疼痛、理解災難,尤其當他們都還只是20歲出頭的年紀。

“往前走。”不止一個人提到過這三個字,“逃避無用,往前走。”

現在有了小時候沒有過的想法

2017年,劉明富在19歲拍攝的紀錄片《輪椅上的女孩》獲得鎮江國際紀錄片盛典最佳導演獎,想到可能要上台發言,他心裡立刻慌起來,和小時候一樣,他不擅長應對這種場合,但現在有了小時候沒有的想法,“我以后會拍電影,故事片。”

廖岑說自己這幾年越來越重視親人,“以前不會這麼想,但現在,我想為家人奮斗”。大學畢業后,他想開個工作室,給人出書。他已開始找客戶、找同伴,“現在就缺個投資人了”。

在讀大三的王晰對人工智能和自動駕駛感興趣。他想過出國留學,但最后決定在國內讀研。“不能隻顧自己,要考慮家人和家裡的條件。”

爺爺年紀大了,妹妹王海奕今年中考,小姑娘和哥哥一樣,也是個優等生,性格明朗。

從衛校畢業后,何文東沒有立即去做護士的工作,而是去廣東待了一段時間,嘗試做了幾份不同工作,直到去年妹妹美君一度病危,他又跑回四川。

何美君病后一直在修養。她從小喜歡畫畫,10年來一直在畫。

“突然聽別人說已經10年了的時候,我會很茫然,覺得,哇,我這10年干什麼了?”何文東說,“10年過去,很多事都是自己預想不到的,但你隻能去接受和面對,畢竟不可能停在那裡呀。”

“他們路還早著呢”

焦波是個耐心十足的拍攝者。在用10年時間記錄汶川孤兒成長故事之前,他曾用30年拍攝自己的父母,那就是感動過無數人的《俺爹俺娘》。他擅長“長線作戰”,但接觸和拍攝這些孩子,還是時常讓他深感不易。

“北川來我這裡,才15歲,我不是他的監護人,萬一出什麼事擔不起,心裡也害怕。廖岑爺爺過世前,每天晚上擔心地哭,說不放心這孩子,我打了包票說你放心,他上學、工作兩件大事我一定幫著解決。美君身體不好,后來病得不成樣子,我們到處找關系聯系醫院……”

看過《川流不息》后,有人會跟焦波討論哪個孩子成功、哪個孩子失敗,“我說怎麼能這就說誰成功誰失敗呢?他們還這麼小,難道考個學沒考上就算失敗?參加節目沒上台就是失敗?他們路還早著呢,走向社會后,還會有很多跟頭要跌。”

他承認自己也曾看著孩子們著急,心說你怎麼這樣怎麼那樣,但最終擺脫了這種情緒。“我在反思,希望社會也反思,我們最初要去獻愛心、伸援手時,我們的初心是什麼?我覺得99%的人都不會想,這些孩子將來必須怎麼厲害,怎麼報答社會、怎麼報答自己吧?我們最初很單純,不求回報。”

為什麼一定要要求每個孩子“成功”而不是“快樂”?為什麼一定要讓他們用言語來表達感謝和成熟?

“一定要他們說句謝謝、說句我愛你,你才高興嗎?他們默默地做不行嗎?”焦波覺得,孩子們健康成長本身,就已是對父母的告慰,對社會的回報,而且,“很多東西,他心裡有。”（記者 王京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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