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在吳坎坎的眼裡，有時只是一個窗口，從窗口折射出的是許多更深層的矛盾——夫妻不合、留守兒童、失獨家庭。“我一直把災難事件看作一個扳機，或者一個導火索。許多人在災難發生前就有嚴重的心理需求。”吳坎坎說。

阜寧風災過后，他們在當地做測評時發現，一個沒有失去任何親人的4歲孩子，創傷后應激反應比其他人強烈許多。后來通過孩子的奶奶才了解到，這個孩子的母親很早就離開了這個家庭，父親在外打工，孩子從小就很沒有安全感。通過活動和心理輔導，孩子才慢慢變得開朗起來。

全國心理援助聯盟副秘書長、中科院心理所蘆山工作站副站長李曉景發現，雅安地震雖然人員傷亡沒有汶川地震慘重，但在人們心中留下的傷痕並不比汶川地震輕。一方面，雅安地震之前，當地就有許多房屋受汶川地震的影響倒塌，人們難以承受剛建起來的房屋再次倒塌的現實。另一方面，是因為雅安留守兒童數量眾多。在雅安工作站做了一年后，李曉景對媒體說，“與地震相關的‘特殊’孩子已經沒有了，但是某種意義上來講這裡的孩子都是‘特殊’孩子。”

長期與傷痛共處，吳坎坎也養成了“職業病”，“看任何電影，都會研究情節中的創傷經歷”。依據看電影的經歷，他也指導開展了一門叫做“影像成長日記”的電影課。在阜寧風災之后，他們給災區的孩子播放《恐龍當家》，用小恐龍失去家人后的成長故事來引導孩子。志願者很快就辨別出，哪些沒法接受的孩子需要進行單獨心理輔導。

今年，中科院心理所提出了“心理援助20年”的口號，要在未來10年將心理援助投射到更多失獨家庭、燒燙傷孩子的心理創傷，建立起更規范的標准和專業的人才隊伍。吳坎坎希望，心理學能像“1+1=2”一樣，成為常識。

據2009年的媒體報道，在四川地震災區工作過半個月以上的心理干預志願者不足2000人，而有經驗的心理援助者更為稀缺。吳坎坎告訴記者，10年之間，全國心理援助聯盟已經培養了150名能夠持續工作一個月的心理干預志願者。他希望未來所有地區都能培養自己的心理健康教師和心理咨詢師。

汶川地震之后，國務院將“心理援助”寫入震區《災后恢復重建條例》，7年后，《全國精神衛生工作規劃》要求各地將心理援助納入各級政府突發事件應急處理預案。

2016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國家自然災害救助應急預案》中，Ⅰ、Ⅱ、Ⅲ、Ⅳ級應急預案都提到“國家衛生計生委指導受災省（區、市）做好醫療救治、衛生防病和心理援助工作”。但是吳坎坎擔心的是，依然沒有一個實際部門對接開展工作。

在吳坎坎看來，災后心理援助還有很多路要走。有的地方訪民不滿，當地政府就會請這些心理援助志願者去“開導開導”。每當這時，吳坎坎都會認真地厘清他們和政府的界限，告訴對方“上訪戶的情緒問題，我們會幫忙調適，但是根源需要你們自己解決”，讓兩方都明白他們是中立的第三方。

還有一次，在一場災難過去兩三年后，心理援助站需要回去繼續做災后心理健康骨干教師培訓。當地政府問他們，能不能不要再用“災后”兩字了。吳坎坎強調說這是災區的項目，他們才又勉強加上了。經歷多了，他明白對方“要淡化這個事情”，自己有時候也不再執著，“畢竟大家都在恢復。”

更讓吳坎坎無奈的是，有時候一些災區學校在上課時，突然就組織孩子去操場上領捐贈物資，或者臨時通知某領導要來視察。近年來，總是有一些企業和基金會打著援助的旗號闖進他們的課堂，拍了些照片又一窩蜂地散去，留下目瞪口呆的志願者們。

“中國災后雖然救援非常快速，但是我感覺這種混亂還會持續。”吳坎坎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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