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5年天津大爆炸事故發生后，吳坎坎發現，出現創傷后應激障礙的不止普通的災民，醫生、護士和消防員成為“隱形的受傷者”，“消防員的內心的創傷，在今后會逐漸表現出來。”

但是這樣的心理援助需求很多時候被忽視。“他們往往會被認為是強者，以為通過調整就能很快恢復。實際上個體差異不同，心理援助在這一塊是缺失的。”吳坎坎的導師，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員張雨青，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汶川地震后進入災區搶險救災的部隊官兵，目睹了過多最慘重的場面，但地震10年后，有些官兵已經退伍，很難持續跟蹤。他認為，應該學習美國對待退伍軍人的方法，退伍后繼續追蹤他們的心理動向。

吳坎坎能做的，只是建立起更成熟的督導體系。在災區，被認“干爹”“干媽”是志願者的禁區，“不能建立太多的聯系，不然會面臨更大的分離之痛。”李曉景記得，在蘆山工作站，有一個孩子特別乖，經常會主動幫助志願者做事，大家都很喜歡他。但一天孩子突然提出要去一個從沒去過的大城市看看，志願者思考良久，決定拒絕。

同時，還要防止每天與災難共處的心理援助志願者受到傷害。

剛開始介入心理援助時，專家和志願者被要求待一個星期就離開。后來，還有一部分專家坐陣后方，專門應對前方志願者面臨的問題和困難，並定時去為他們做心理疏導，以免造成永久的心理創傷。

吳坎坎記得，他第一次從汶川回到北京，連續看了幾天輕鬆的電視劇，不想工作，害怕面對現實。后來在家人和導師的幫助下，才慢慢恢復過來。

但是至今，他都不願太主動地去回顧他在災區中親眼目睹的慘象，除了接受媒體採訪，他很少主動向家人、朋友提起，因為“每提一個事件，當時的慘象又會在我的腦子裡過一遍”。每到紀念日，他會努力地回避。

今年的5月12日，吳坎坎受老師和當年的志願者朋友的邀請，重返當年做志願者的地方。

回汶川之前，吳坎坎心裡也猶豫了很久，他已經有許多年沒回去過。最終下定決心過去后，他發現以前空曠的平地，都蓋上了樓房，再也沒有當年的影子。

位於漢旺鎮的東方汽輪機廠作為遺址保存下來，地震留下的傷痕依然停滯在那裡，兩個當時幫助一起救災的工人行走其中，依然對一草一木都記得十分清楚。即使過了十年，他們的家人在當年也大多無恙，地震在他們心中留下的創傷依然明顯。

在觀光車上，大家講著故事，痛哭著擁抱著對方。吳坎坎覺得，這也是一場遲到的紀念儀式，心裡仿佛落下了一塊大石頭。雖然哭過之后，那兩位漢子抱歉地說“見笑了”，但在吳坎坎看來，“特別是到了紀念日，情緒應該是宣泄出來的。10周年是一個很好的打開和被包扎的時間，但很多人回避了。”

重返災區時，他聽到了一個故事。一對北川的夫妻，從5月12日中午12點到下午3點，兩個人坐在沙發兩頭沉默，他們都默默承受著巨大的痛苦，卻誰也沒有能力去觸碰對方的傷疤。他猜測災區還有很多這樣沉默的人，“他們心裡的傷其實一直是壓下來，不可能消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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