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之女：42岁开始认识父亲

　　“历史本不应该被曲解和淡忘。”

　　1月3日记者去采访左太北时，她正为一不留神被网络“炒”了一把而哭笑不得，她“怒斥”电影《色 戒》的消息正被网民热议。直率的她显然已被当下某些影视作品中误读历史的做法所激怒。左权将军的唯一骨肉左太北，有着父亲性格中的那份刚毅和血性。

　　“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这是朱德总司令为悼念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壮烈殉国而写的一首诗。左权是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指挥员，著名军事家。1942年5月25日，他在山西省辽县十字岭战斗中壮烈殉国，年仅37岁，是抗战时期牺牲的党的最高将领。为纪念左权，山西辽县后改名为左权县。

　　左太北对于父亲最初的记忆，仅仅是靠一些模糊的照片。儿时的她只是从老师、亲人和父辈们的关爱里，知道父亲是抗日名将、民族英雄。她和父亲、母亲在一起的日子只有3个月，那时她尚在襁褓之中。那段日子永远地留在了山西武乡县砖壁村奶奶庙。

　　母亲是“七仙女”

　　提起母亲刘志兰，左太北感到非常骄傲：“母亲与彭德怀夫人浦安修是北师大女附中的同学和好友。‘一二 九’运动时期母亲很活跃，是北师大女附中‘民先’队长，许多老同志对年轻时的她记忆犹新。”

　　据说，刘志兰被公认为“领袖夫人中的头号美女”。刘志兰从小生长在北京，和她的六个姐妹个个如花似玉，被誉为七仙女。她身段玲珑，肌肤雪白，讲话时声音清亮。不仅如此，她博览群书，文采好，下笔千言；更有一手好书法，北师大女附中的不少同学以其字为帖。当年，刘志兰为许多异性所爱慕。到延安之后，刘志兰、浦安修、叶群被称为延安的“三美”。

　　1939年2月，刘志兰随中央巡视团到太行山巡视，代表中央妇委讲话，一下子引起朱总司令夫妇的注意。朱总司令很关心左权的婚事，多次和夫人康克清商量要给左权介绍个合适的对象，但左权对女友要求高，从苏联学习回国10年一直独身。刘志兰有才有貌，能力超群，左权该满意了吧？果然，朱老总一探口风，左权笑而不语——他也在想着刘志兰呢！

　　朱总亲自出马，找到了刘志兰。老总问明刘志兰还没有男友后，就坦言向她介绍左权：“这事用不着多考虑啦！我看你们二人彼此都不会有意见。”康克清也对刘志兰说：“像左副参谋长这样的人，这样的条件，怕你到别处再难找到第二个了。”

　　1939年4月16日，左权、刘志兰在八路军总部潞城北村结婚。左权极为珍惜自己的婚姻，对妻子呵护有加。不久，刘志兰怀孕，早期反应很厉害。当时她住在北方局妇委，左权每天傍晚都骑马从总部驻地去看她，一直持续两个多月，这在行伍出身的高级将领中实不多见。周围的男同志都知道参谋长“爱老婆”，女同志都羡慕刘志兰有个体贴的丈夫。婚后一年，刘志兰就为已35岁的左权生下了宝贝女儿左太北。左权将妻女接回总部，夜里亲自爬起来为女儿换尿布，做得比妻子还细致。1940年8月，因筹划“百团大战”太忙，刘志兰带女儿回到了延安。两人远隔，思夫心切的刘志兰情绪不稳定，刚离开前线又想重返前方和丈夫在一起，她给丈夫写了很多信。左权百忙中给妻子回信，反复安慰妻子，不厌她的牢骚，每封信里都有“志兰，亲爱的！紧握你的手！……”语语深情。信中，左权详细描述了前方残酷的战斗，说每逢敌人扫荡，女同志和小孩子是极受罪的。他劝妻子安心：“尽管我可能会越走越远，只要我俩的心紧紧靠在一起，一切就没问题了！”

　　然而分别21个月后，左权却牺牲在山西辽县十字岭“反扫荡”的战斗中……

　　“经历战争的人不愿回顾战争”

　　关于父亲的更多故事，深陷悲痛中的母亲从未对太北讲过，后来照顾过她的彭德怀伯伯也很少提及，因为“经历过战争的人都不愿回顾战争”。

　　“只有一次，彭伯伯回忆起父亲，深情地说，‘你爸爸一定知道，那次敌人打的第一颗炮弹是试探性的，第二颗炮弹准会跟着来，躲避一下是来得及的。可他为什么没有躲避呢？要知道，当时十字岭上正集合着无数的同志和马匹，你爸爸不可能丢下部下，自己先冲出去。他是死于自己的职守，死于自己的岗位，死于对革命队伍的无限忠诚啊！’”

　　左权将军牺牲后，小太北在延安保育院长大。那时，毛主席每次来看望孩子们，总要问：左权的女儿在哪儿？然后抱一抱小太北。1952年6月1日，在北京八一小学上学的左太北和几名同学代表少先队员到中南海向毛主席献花，得知她是左权的女儿，主席面色一下子凝重起来，关切地问：妈妈怎么样了？周末在哪里过？随后主席拉着太北的小手并郑重地和她合影留念。

　　1957年，因为母亲到外地工作，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书的左太北，被接到了彭德怀的家里，一住就是两年多的时间。在她的印象里，彭伯伯总是慈祥的，和他在一起没有任何距离。“彭伯伯对‘吃’特别注重，他并不讲究吃得好不好，但很在意大家吃饱了没有。每次看到我扒拉两下就把饭菜一扫而光，他都一副高兴的样子。我想，彭伯伯对‘饿’的感觉体会太深了，他当初参加革命就是‘为了大家都有饭吃’。”

　　左太北永远记得1962年彭伯伯为她题的词：“送太北，希望你永远青年”。“那是他最受压抑的时候，他是在希望我不要受到任何磨难，永远能保持开朗、乐观。他见过的苦难太多了……”

　　“我从不为享受不到父爱而遗憾，我的生命中有爸爸、彭伯伯两个伟大的人，我觉得特别幸福。”想到这些，左太北仍然眼角含泪。

　　父亲17年未归家

　　1982年5月，左太北收到了母亲寄来的3份历史珍物，这些都是在“文革”中被查收，1981年底才返还给刘志兰的。其中一份是左权将军在与妻女分别的21个月里，写给妻子的11封信（实有12封，一封遗失）。

　　读着这些信，左太北泪如泉涌，放声痛哭。将军对女儿的爱穿越历史烟尘扑面而来，42岁的左太北第一次感受到了父爱。

　　“太北身体好吗？没有病吗？长大些了没有？更活泼了没有？方便时请一一告我。”

　　“记得太北小家伙是很怕冷的，在砖壁那几天下雨起风天气较冷时，小家伙不就手也冰冷，鼻子不通，奶也不能吃吗？……当心些，不要冷着这个小宝贝，我俩的小宝贝。”

　　“差不了几天太北就一岁了。这个小宝贝小天使我真是喜欢她。现在长得更大更强壮更活泼更漂亮，又能喊爸爸妈妈，又乖巧不顽皮，真是给我极多的想念与高兴。可惜天各一方不能看到她抱抱她。”

　　“不要忘记教育小太北学会喊爸爸，慢慢地给她懂得，她的爸爸在遥远的华北与日寇战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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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的信，充满了对妻儿的想念和深爱。从这一封封信中，左太北触摸到了一个胸怀大爱、感情丰富的父亲。

　　“父亲特别了不起的一点是，他没有任何个人利益，为了国家和民族，他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从离家到牺牲，他17年没有回过家。在给我奶奶的信中，父亲说：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并要灭我之种，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头上……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

　　“在日本人叫嚣要轰炸延安的情况下，父亲在给母亲的信中两次谈到了若局势有变，怎么安置太北的问题。他在信中说，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时局有变，你可大胆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父亲对所有事都是深思熟虑的，可以想见，他在指挥作战的间隙一直在考虑我的问题。这就是，必要的时候，准备把他的孩子也献出去。”左太北流泪了。

　　这封信写于1942年5月22日，三天后，左权将军壮烈牺牲。

　　2002年，在母亲去世10年后，左太北主编出版了《左权将军家书》，以此作为对父母亲最好的纪念。

　　也就是从这些书信中，左太北才开始了解父亲。2000年退休后，她踏上了寻找父亲足迹的旅程。

　　几年来，她多次来到太行山，走遍了当年左权将军战斗和生活过的所有地方。在父亲的牺牲地——麻田镇十字岭，她一遍遍走着，仿佛感受到了那场战斗的惨烈；在父亲一手建设起来的八路军兵工厂所在地——黄崖洞，她爬上了最高峰，当年八路军刷写的标语和激战后的弹壳依然还在；在她和父母唯一的家——砖壁村奶奶庙，听说左权将军的女儿回来了，全村百姓蜂拥而至，老人们抱着她不肯撒手，老泪纵横…… “真正了解父亲就是在我退休后。” 尽管对父亲的了解有些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爱已经融进她的生命里。

　　不应该只记住一个左权

　　左太北1965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后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航空航天部等单位从事国防工业建设工作，2000年退休。

　　“所有在抗战中牺牲的人都是英雄，都应该被铭记。”左太北目前的最大愿望，就是在十字岭为所有牺牲的烈士树起一座纪念碑，刻上他们的名字。

　　“十字岭战役，我方损失惨重，日本人当作一个重大战绩至今仍在宣传，我们当时没有公布实情。一共有多少将士，被包围了多少人，牺牲了多少人，是哪些单位的？至今说法不一。其实在这次突围中，牺牲得比我父亲惨烈的还有很多同志。”左太北动容地说出一个个故事：八路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兼北方局秘书长张友清，在这次突围中被俘，一个月后被杀害在太原监狱；新华社华北分社社长兼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总编辑何云和40多个记者血染十字岭；3名女记者藏身于一个山洞，其中一名女记者的丈夫藏在对面的山洞里，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妻子和同事奋勇还击后砸断手枪跳崖殉国；还有两名朝鲜义勇军也在这次突围中牺牲……“他们都是英雄。不应该提到十字岭战役，似乎只有一个左权。”

　　在左太北的心中，十字岭和八路军总部永远是神圣和庄严的。

　　2006年4月，左权县计划占用62户村民的麦田修建八路军广场、成立八路军兵器博物馆。左太北得知后，立即写信给当地政府表示反对。她说：“抗日战争年代八路军没有大型兵器，有的只是小米加步枪，最大的武器是黄崖洞兵工厂自己生产的五零炮。大型兵器只有日寇有。当年八路军和麻田的人民一起把太行山这块少有的河滩平地变成了水稻飘香的小江南，现在要把一部分水稻田变成广场，种草坪铺绿地，我想这不是先辈们的意思！”

　　“让商业开发远离神圣的八路军总部”，是左太北发出的呼吁。

　　在这之后的几年里，打着在当地开发“红色旅游”的旗号，搞些与八路军毫不沾边的商业开发的事儿屡有发生，在左太北夫妇的奔走呼吁下，一些项目不了了之。她这个“不平则鸣”的性子也由此得罪了一些人，当地一位县委宣传部长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我们不能因为领袖而永远贫困。”左太北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悲哀：“许多东西都会被遗忘的，但忘得也太快了些吧……”

　　如今，退休后的左太北和丈夫沙志强过着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沙志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也是老革命的后代，1972年和左太北结婚。退休后，除了集邮这个唯一的爱好外，就是和夫人一道致力于左权将军的文献资料整理工作。

　　他们的女儿左湘、儿子沙峰均已成家立业。虽是将军后代，但他们从不向外人炫耀自己的家世，遵照父母教导，低调做人，努力工作。在他们看来，这也许是对先辈们最好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