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天津4月21日电 “1921年周恩来伦敦家书收信人为他的二伯夫周贻康,而不是五伯父周贻鼎或其他叔父。” 4月21日,在天津南开大学举行的第三届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周恩来堂侄、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中心研究员周尔鎏首次公开解读周恩来两封家书,并澄清了这一长达30年之久的“收信人之误”。
伦敦求学 成长见证
周尔鎏介绍说,1920年12月底,周恩来在法国巴黎小住后,于1921年1月5日抵达伦敦。不久,就初步办妥爱丁堡大学入学手续,随即以此亲笔写就的家书向国内父辈禀报一切。“我曾将此家书捐赠给相关研究机构,但由于信无头无尾,造成了收信人的误传。经过调查,我于2005年前后证实了周贻康才是真正的收信人。” 周尔鎏说。
在这封信中,真实记录了当时周恩来的历史足迹,生动描绘了这一时期他的学习、生活等种种情景以及思想动态。在看到伦敦“交通复杂,人种萃集,举凡世界之大观,殆无不具备”的景象后,周恩来写到“故居伦敦者,并不能周知伦敦,欲知伦敦,非专心致意于研究实验不为功,故伦敦为世界之缩影。在伦敦念书,非仅入课堂听讲而已,市中凡百现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也。”
周尔鎏认为,欧洲是马克思主义故乡,也是这一伟大理论的源头地区,而英国既是世界的缩影,更是当时典型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周恩来在此就地作实际社会考察,然后再作俄英两国的比较,十分有利于解决中国向何去的救国之道,对于青年周恩来籍此及时果断地作出政治抉择具有重要意义。这一考察英国社会的心得在日后不久转移法国时也得以行之有效的应用,回到中国后,依然将此运用一生,甚至在担任新中国总理长达26年期间,当他考虑治国之道时,仍然非常注重了解本国的各种社会真相,然后才谋求妥善的解决“诸道”。他最终成为举世公认的国际最优秀的政治家、外交家,从而列身世界伟人的行列,成功之道也是首先追求了解“彼邦真相”,然后谋求正确、妥当、灵活的对策,成为后人效仿的榜样。
“这封信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见证”,周尔鎏说,“它让我们看到周恩来在探索治国治道过程中,如何从一个杰出的青年学生运动领袖迅速成长为一个日益成熟的职业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
温馨家书 亲情跃然
周尔鎏还首次公开了1939年周恩来重庆家书。这一家书为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后还从未向社会展示和解读过。此信于1939年由周恩来自重庆托人设法转送到上海,收信人为他的堂弟,即周尔鎏的父亲周恩霔。信中,周恩来向周恩霔和二伯母程仪贞报告父亲周贻能已经从贵阳辗转至重庆,全家得以平安团聚,并为其父亲欢庆生日。
周尔鎏认为,此信由周恩来以端整庄重的正楷写就,迥异于通常的行草体书信,表示了他对先辈恭敬孝顺的态度和心情。周恩来非常重视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并一贯身体力行。 信中写到,“分手两年,居时念弟。今春得一来书甚以为慰”、“不识二妈大人身体精神两康健否?”寥寥数语,将周恩来对亲人的深情想念与尊老爱幼的美德展现了出来。
此外,虽是家信,周恩来常以来兄、鸾兄(他的乳名为大鸾)或七哥等署名变换不定。
在解读家书的同时,周尔鎏还回忆了家庭往事。“我的祖母程仪贞一生非常喜爱周恩来。周恩来、邓颖超对她也非常体贴照顾,前后长达60余年直至她以90高龄辞世。我的父亲是同辈中最弱小的幼弟,小周恩来10岁,受到周恩来的百般照顾。周恩来当年常为他洗脸,赠送玩具、连环画,讲解《三国演义》,教导他学习英语和辅导做体操等等,彼此手足情深。” (陈杰 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