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談：抗戰家書：穿越血與火的回憶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走進“搶救民間家書”組委會辦公室，翻開工作人員精心征集的一封封紙張發黃、字句發燙的抗戰家書，那一刻涌上記者心頭的感慨，便是這兩行每一個普通中國人都耳熟能詳的詩句。回望歷史，在那外敵入侵、郵路困頓的抗戰歲月裡，一封通親情、報平安的家書對一個家庭是何其重要！家書又是不會說謊的歷史文件，這些寫於６０多年前的普通家書，記載了一個個中國家庭在抗戰期間所經歷的苦難和奮爭，它們以朴素的筆觸，勾勒出親情背后的大時代，重現了其他載體無法傳達的歷史場景。今年是抗戰勝利６０周年，半月談雜志首次發表這些出自普通中國人之手的抗戰家書，以期使人們從中反思戰爭的罪惡，領悟和平的可貴，理性看待友好睦鄰背景下的現代中日關系，攜手開創更美好的未來。

　　“亂世做人，簡直不是人”：一個小學教員的悲憤呼喊

　　“我對他了解很少”，今年７１歲的上海老人姚慰瑾在電話中對記者這樣談起她的父親。在她４歲那年的１９３８年，父親離開已經淪陷於日寇之手的上海到外地謀生，僅僅半年后便杳無音訊，據說因貧病交加而死，但無從知道死於何處。她已記不清父親的模樣，也隻能在長輩的敘述中大略勾勒出他的形象：他叫姚稚魯，是一個普通的小學教員，為人耿直，疾惡如仇，對親人和朋友具有愛心，非常愛國，詩、書、畫都很好，常常給人書寫扇面、寫“百壽字”做壽禮，等等。除了一兩張模糊的照片，父親留下的便是一些抗戰期間離滬后寫給家裡的書信。今年４月，當國家博物館等單位啟動“搶救民間家書”項目時，姚慰瑾決定把這些信捐獻出來，她說：“這些信也許態度有些消極，但卻反映了戰爭給一個人、一個家庭帶來了多麼大的災難。”

　　事實上，這些信不僅記錄了姚稚魯——一個小學教員在這個世界上的最后蹤跡，也為抗戰期間的民間景象留下了鮮活的第一手記錄。１９３７年８月，淞滬會戰爆發，姚稚魯一家所在的上海南市區老城廂很快陷於敵手，百姓紛紛逃難，姚稚魯率妻子馬芳珍和兩個女兒慰瑾、亞瑾逃往法租界妻兄家。１９３８年４月，性格倔強的姚稚魯不願依賴親戚過活，不顧有病在身，決意孤身一人離滬去外地求職。

　　離滬后，姚稚魯先后到過南昌、武漢等地求職，均無結果，１９３８年８月便徹底和家人失去了聯系。由於這一階段先后爆發徐州會戰、武漢會戰，當時的國民政府集中兵力和日軍展開決戰，華中一帶兵荒馬亂，難民如蟻，貧病交加的姚稚魯最終死於戰亂之中是極有可能的。他先后寄回上海的信也能看得出寫於匆忙之中，紙張大小不一，日記、書信形式各異，落筆草草，倉皇之勢顯然。他離家不久在南昌寫的一篇日記裡提到“霎時誤傳警報，群眾紛避，我方驚愕間，乃稱並無其事，可笑也。余之生死，早置度外，飛機炸彈等閑視之。故余所至，如溫州亦曾被襲，麗水於前數日間飛機光顧至二三十架之多”。

　　在南昌期間，他沒有找到職業，心情極其郁悶，又接到家裡來信說小女兒亞瑾出痧子，心如刀絞，在回信中寫到“‘死’是人所怕的，到了死，甚麼都丟了倒也干脆，像我活又活不了，死又死不了，這罪真夠受哩！”由於戰亂，南昌當時缺醫少藥，姚稚魯灰心地寫到“看一次，起碼得四塊錢，叫我出得起嗎？……我的病，生在破家失業的時候，就是該死！我想要是早兩年生這毛病，怕不至於到此地步吧！”

　　姚稚魯在南昌一信的最后，提到他所目睹的難民生活，借此寬慰妻子：“話又說回來了，天降劫數，遭遇不幸的，不是我一個，就像我們那裡住著一家姓鐘的，他們在泗涇有田地有房產，他自己在上海當教員。開戰之后，他一家子帶了千把錢逃難，一路出來，東西也丟了，錢也用得差不多了，他夫婦兩個帶上三個孩子，還有一位老丈母，住在示和裡，看他們一家六口，每天限定吃一粥一飯，小菜嗎？不過化幾分錢，真節儉極啦！……還有一位是在蚌埠開洋貨店的老板娘娘，逃難的時候和她的丈夫失散了，抱了一個小孩子，不過五六歲的罷，在點心店裡求乞，我想像這種情形的一定不少，那麼你比了他們好了！”

　　之后，姚稚魯又到了武漢投靠親戚，但武漢已經處於大會戰前夕，人心惶惶，他仍舊找不到合適的職業，下面這封信，便是他留下的最后幾篇書信之一，其中的絕望和悲憤情緒無疑是對戰爭的最大控訴：

　　離開上海兩個月了，在這裡隻有憂愁苦悶，白白的吃了人家的飯，魚啦肉啦，誰虧待了我呢？不過總是一個不自在，失業的痛苦，真夠味哪！

　　在中原大會戰的准備聲中，武漢密布著恐怖空氣，走啦！走啦！重慶、成都、香港、上海，紛紛地忙著奔波，我呢，滿望到了漢口，或許在生活上有一點兒希望，如今可毀啦！不單舍卻你們，在外面度那可憐歲月，而且要跟上四姊逃難哩！……

　　在武昌碰見了孟志杰、畢映泉，說到了上海的家中，隻有付之一嘆。盧炳章也到了廣州，據說生意很不差，不過前幾天廣州遇到大轟炸，不知道怎樣了？亂世做人，簡直不是人，過到哪裡就算，也憂急不了許多。這幾天，這裡謠言很大，說要“轟炸武漢”，管他呢！“在劫不在數，在數最難逃”，我便聽天由命吧！

　　寄上的小照是四姊去年在南京照的，她是走運的一個，可是現在腆著一個大肚子，要在輪船大車上擁擠，也很可憐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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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書仍為重要”：生生不息的民族傳統

　　抗戰期間，無論是在淪陷區、戰區，還是在大后方，每一個中國家庭都籠罩在戰爭的陰雲之下，正常的生活秩序已經被完全打亂，國家、民族和個人的命運都不可知。但是，許多身為父母的中國人仍念念不忘對子女的教育，在書信中諄諄教導，惟恐其荒廢學業，墮入下流。這種對中國特有的讀書傳統的堅持，實際上蘊涵著對未來的希望，對抗戰勝利的信心，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正在於此。

　　在湖北黃石市離休干部周鴻特的記憶中，就有一封這樣的信，鼓舞了他一生：他的母親湯錚訓是一位教育戰線的早期革命者，２０世紀２０年代曾在湖南配合黨開展婦女工作，１９２７年加入共青團，３０年代又投入到抗日救亡和教育工作中。１９３８年秋，湯錚訓攜周鴻特的兩個弟弟離開湖北的家，到湖南衡陽暫住，不料由於戰亂再無相見之日。１９４２年，周鴻特已經８歲，遠在湖南的母親湯錚訓非常挂念他的學習情況，寫來一封信： 鴻特兒覽：

　　一別四年，無時不在念中。兒已漸長，應入校念書，今以世亂，母子離別，隻令人興嘆而已。

　　但讀書仍為重要，此時雖無學校可入，兒得與祖父及姑姑朝夕相依，正可習字讀書求教於長者也。

　　上述讀書一事，望兒努力勿怠，以慰親心。

　　母錚訓書

　　１９４５年，抗戰勝利前夕，身染重病的湯錚訓因輾轉流離、得不到及時治療而飲恨辭世，這封信便成了她給兒子周鴻特留下的惟一墨跡。此后，周鴻特一直珍藏著這封信，甚至在抗美援朝的戰場也不忘帶在身上。他兄弟四人后來都成為工程師、教授等人才，子女也都學有所成。周鴻特說，抗戰年代留下的這封信，時時激勵我和后輩們，刻苦學習努力成材，把一切都獻給我們可愛的祖國。

　　無獨有偶，山西省太原市的離休干部李耀東也珍藏著這樣一封抗戰家書：１９４０年６月，在陝西參加抗日活動的李耀東收到一封父親以雙親名義寫的信，信是從山西汾陽的老家經河南輾轉寄到陝西的。盡管戰爭曠日持久，生計艱難，這位清光緒２８年畢業於山西大學堂的中學教師仍對兒子寄予了很高的希望：

　　耀東：於陰歷五月一十日接到四月廿七日所發之信，得知一切平善，慰甚！對於我所指各點，既能躬行實踐，即是上達之兆，你年紀尚幼，離我太早，深恐身不能修，走入墮落一途，勉之！經商之余，宜多多學字，取其收斂神氣，鎮定心思也。青年尤以養廉為第一著，但養廉必須儉，所以無論收入多寡，萬不可浪費分文，致失養廉之基，一失足成千古恨，不可不慎之於始也。

　　生活日艱，到處皆然，汾陽自三月以來，九十天點雨未落，二麥歉收，大秋未種，小米每石竟漲至三十五六元上下，十室九空，誠可慮也！你能和你四大叔就近團聚，實為幸事，彼此互助，獲益不少。我亦有意到你們那裡團聚一回，但道途梗阻，未知能否如願，此年老人之心情也。你姑丈既在就近，可常常請教，自有益處。……父母合示

　　陰歷五月廿二日

　　信發出的第二年，即１９４１年，這位老父親就病故了。然而這樣一封飽藏著嚴父之愛的信，卻讓李耀東珍藏了一生，也鼓舞、鞭策了他一生。

　　“為了保護我們的家庭”：兩個戰士的心聲

　　在陰雲密布的抗戰歲月裡，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中華民族的中流砥柱。這裡有兩封來自抗日戰士的信，便一掃戰爭的陰霾，充滿了革命者對勝利充滿信心的豪情和樂於奉獻自我的情懷。他們在家書中不但對親人表示了由衷的關心，也通過自己的書寫讓親人受到勝利的鼓舞。也許，這便是我們能夠持續八年抗戰、最終迎來勝利的力量之源吧！

　　有一封紙張發黃、信封破損的抗戰家書，據它的擁有者、浙江的民間收藏愛好者周立峰多方考証，它的作者是一個江西籍的紅軍戰士，經長征后到達陝北。而信寫於１９３７年４月３０日，抗戰還沒有全面爆發，紅軍尚未改編為八路軍，但西安事變已經發生，第二次國共合作已經達成，因此信中提到了“國共合作”。這封普通紅軍戰士寫給江西老家的信流落民間，被周立峰在一次拍賣會上取得，其作者下落已不可考。從行文上看，作者文化水平不甚高，文法上有多處不通順的地方（括號內注釋為記者所加），但談到抗日的情況時卻流利而鏗鏘： 父母親大人膝下：

　　敬稟堂前萬福金安！進（近）來身體是健康，飲食增加不？……（此處筆跡不清）想必家中合家平安，同家安樂，但是我離家已（以）后已有（許）久了，自從反攻以來未曾與家通信，我想家中就（像）是忘了我一樣。自我反攻以（已）到達陝西栒邑縣太峪鎮駐房（防），衣食住行是很平安，請你在家不要挂念。

　　但是自三原與家通信一次，也未曾（知）家內接到了（沒有）？現在也未見回音來，可不知家內怎麼樣？自我現在的國家，不過說在外便為了國家的事情。我在外，大家都是為著抗日的，為了保護我們的家庭，為著自己的來做事！不過現在說起到達北方，使用國共合作、釋放一切政治犯，聯合許多了（的）抗日友軍，國家已經和平。但是我家（有）沒有什麼問題？假是（使）家內接到我信，很快的與（於）家來信，不要遲慢，免得我在外挂念。來信到第一方（面）軍第一軍第四師十二團第三連。工作是很快樂的！

　　金安！

　　兒 鐘士燈啟 陽歷四月卅日

　　與紅軍戰士鐘士燈於軍旅生活中匆匆揮就的朴素文筆相比，新四軍戰士胡孟晉離開故鄉時給妻子寫的信就顯得格外生動活潑、深思熟慮。胡孟晉，安徽舒城人，自幼勤學，成績優異，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從師范學校畢業后一直在家鄉推行白話文教育，抗戰爆發后參加了新四軍戰地服務團，從此投身抗戰，轉戰於安徽、江蘇之間，后又隨新四軍北撤，１９４７年在山東逝世。這封信寫於１９３９年，當時胡孟晉從前線回鄉和妻子張惠團聚，臨別時給妻子留下了這封精心撰寫、語重心長的信，信中對妻子作為革命伴侶的思想進步寄予了很大的期望，當然也不乏夫妻間熾熱的愛，這從該信抬頭上點綴的“戀”字就可見一斑： 最親愛的惠呵：

　　我們又要離別了！當你聽了離別的聲音，或者不高興吧！

　　親愛的，誰不願骨肉的團聚，誰不留念家庭的甜蜜，要知道國家民族重要，個人前途重要，因此又要別離親人，而遠赴他鄉了。

　　為了你的寂寞，為了你的思念，千裡外的我，暫時停了救國的工作，越津浦跨淮南，到達別離一載的故鄉來。二月來的團聚歡談，暢言國事，解釋問題，你的政治水准提高了，民族意識加強了，革命的陣營中，增加一位健將了。

　　畸形發展的中國，教育不普及，人民的知識簡單，而婦女尤甚，隻要家而不顧國。大難當頭，應踴躍赴前線殺敵，而婦女們阻礙其夫或其子之偉志。希望你將無知識的婦女組織起來，宣傳和教育她們，使伊等知道“皮之不存，毛何附焉”？“國之不存家何在”？使她們不致含淚終日，倚門遙望前線上的夫、子早日歸來呢！（望勝利歸來）

　　惠，最親愛的人，你是婦女中先進者，對於我這次的外出，請不要依戀，要知道你愛人的走，不是故意的拋棄你，而是為著革命，為著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而努力奮斗的啊！

　　家庭經濟之困難，生活之痛苦，我是深知的。要革命成功，須經過困難艱苦的階段，當此環境中是要立定腳跟，具堅強之意志，任何之外誘不可動搖的，“國危見忠臣”，在困難中鍛煉成真正的革命者啊！

　　富貴反多憂，錢是要人用，不要給錢用了人，在此抗戰時，多少富翁成寒士，由此看來金錢不足恃也。對於窮人要客氣，要同情他。對富人也要與對普通人一樣，對於守財奴，少與之來往，因為他隻認錢，不認人，這些人不要看起他，但與之面子往來而已。

　　惠呵，我們要認清時代，當此革命時期，家庭衣食可維持就夠了，不要有其他念頭，要知道整千整萬的難民，千百萬的勞苦大眾，生活是多麼的痛苦呵！人生是要做偉大事業，而不是做了金錢的奴隸呵！太看金錢重的人是最污臟的，不要與之往來。

　　愛人呵，你在無事的時候，多多閱讀書報，可使你知識進步，多多想工作的方法，切不要空想，也不要太挂念在外的我，勞神傷身，於事無益。好好教養二個小孩，切忌打罵。處家事，對外人，言語態度等等，可參考我的日記和通信，要切實的做，不然我的心思枉費了。請你真正的做吧。否則，太對不起在外的人呢！

　　最親愛的人，你不要太念我，你的厚情，我是知道的，我不是個薄情的人，請你放心，決不辜負你的熱情呵！

　　在外的我，身體自知珍重，一切當知留心，請你安心在鄉努力婦女解放的事業，成為女英雄，我在外對革命之偉業必更加努力呵！別了，別了！

　　此致敬禮

　　廿八、十一、廿八，群於舒百

　　而這位張惠女士果然沒有辜負丈夫的期待。據這封信的捐贈者———胡孟晉烈士的生前戰友、８２歲的離休干部張軾同志向記者介紹，張惠隨后便在家鄉投身於“婦女抗敵協會”的組織工作，在胡孟晉烈士逝世后又撫養幾個孩子長大成材，至今仍以９１歲的高齡健在。